然而，大兴奋也容易带来大疲倦，大希望也容易带来大虚空，大轰大嗡过去以后，留下的是实质上的冷冷清清。政权换人换名换口号都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新意，只不过是更多的动荡，更少的秩序，更多的浪费生命，更少的有意义的工作。而唯一的与钱文有直接关系的事件——即他从一开头就做好了准备的，叫做时刻准备着迎接着的被批被斗，竟然一再地没有发生。他能够不寂寞吗?

  　　(此后钱文听到过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干部，或者是教授，或者是演员总之是一个知识或半个知识分子，由于运动中一直没有搭理而耐不住失落，自己跳出来贴大字报揭发自己，批判自己，自己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最后被斗了一个不亦乐乎乃至一命呜呼，才算了事。也有后来后了悔的，然而，拉屎容易缩屎难，悔亦晚矣。其实主席早说过，反动派是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大部，舒服大部，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中国人——中国的有志之士而不是草莽小民——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艰苦吗?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是动乱吗?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成语叫做乱中取胜，都说明了至少是一部分有志之士的对于乱的癖好。砍头只当是风吹帽，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豪言壮语，这样的英雄逻辑!刑场婚礼，气壮山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中国人死得何等轰轰烈烈!重于泰山，死得其所，碧血丹心，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几个短语短句表现了怎样的勇敢和镇静!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其实最耐不住的是寂寞和冷清，中国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国家，在什么都缺的那些年代，中国从来不缺少热闹。三亲六友，七姑八姨，天地君亲师，四维八纲，五伦六艺，四世同堂，五世其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不知道谁敌谁友就已经革起命来啦——反对的是冷冷清清，追求的是轰轰烈烈，阶级敌人再加阶级弟兄，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国人从小就最不愿意孤独，中国人从小就是睡大炕长大的，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全部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不被表扬还能不被批评吗?不被嘉奖还能不被惩罚吗?不能三妻四妾，还能不被阉割去势吗?不能流芳百世，还不遗臭万年吗?这才是中国的有志之士的心理模式，思维模式。

  　　寂寞中钱文倒是没有走上自我生事的路。经过五十年代的伟大洗礼，他早已就不是有志之士了。他只祝愿人们忘记了他，他恍然大悟，自己毕竟是死老虎，用高来喜的话说，早在五七年就骟过了的，或者是差不多已经骟净了的。六十年代初死灰复燃，八届十中全会再加“文化大革命”等于再次骟了一次。这样的死老虎，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死老鼠，不是反而消停了么?

  　　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感谢伟大的党!

  　　大乱避城，小乱避乡，钱文为自己的侥幸而热泪盈眶，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总结的全身避祸的经验而五体投地。这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可不是吗，小乱，指土匪绑票之类，当然是常常发生在乡村，故而小乱应该避其乡也；大乱云云，则必指政治性的动乱，而所谓的政治性动乱必指权力争夺，“权权权命相连，不但要忆苦思甜，尤其要忆苦思权”，“文革”中创造的这些狗屁不通的套话，倒是很坦率地告诉了人们一些东西，吃果果，赤裸裸!权力争夺当然是发生在权力中心，首都起码是大城市。乡下在那种情势下反而是太平无事的了，故云大乱避城也。中国人的学问都放到应付乱世上了，还有心思做别的吗?他住在边远一角，听到各种张三投河、李四自尽、王二麻子上吊、教授抹脖子、专家拧开煤气开关的消息，钱文惊恐筛糠之余，禁不住产生了几分得意!死鼠一只，花岗糁子粥一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名，缩脖塌腰，低眉顺眼，伶仃单薄，屁滚尿流，却能保其项，全其臀，虚其心，实其腹，与妻儿团聚一堂，痛享天伦之乐，每天呼吸循环，消化排泄，早出晚归，有穿有住，二便正常，三餐无虑，养猫养鸡，麻将扑克……借问天堂何处有，钱文近指自己家，在如今的中国，钱文过的是怎样美好的日子!

  　　苏联不是爱讲什么幸福吗，电影《库班的哥萨克》译配中文对白的时候不是更名为《幸福的生活》吗?而《幸福的生活》的主题歌曲，当年钱文周碧云祝正鸿常常一起合唱的三声部曲子，一上来不是这样唱的么：“不在那遥远大海的彼岸，不在那汹涌波涛那边，我们的幸福和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钱文是何等地体会到这歌词的奇妙呀!

  　　从“文化革命”开始，钱文变成了三不管的人。没有人承认他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是文艺人是人民或者干脆说是一个人，也没有人明确他不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不是文艺人不是人民或者干脆不算是人。没有人通知他不得革命，更没有人与他串连革命商议革命发动革命。同样，虽然身在农村，也没有人承认他是农民或者公社社员——因为很简单，他并不从生产队领取口粮，虽然记了工分却不参加分配。这样，去不去农村劳动，也渐渐地无人过问。钱文趁机多在家休息休息，但也不敢休息得太多。反正他不敢革命也不敢反革命，不敢积极也不敢消极，不敢瞎忙活也不敢大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