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请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思考。 

答：所有作家都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明，新因素，新品质，这是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的、商业性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 

问：请以你的作品为例，谈谈你是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 

答：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常常选择我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题材来表现，比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没有困难时期在学校的那段生活体验，我就不可能进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实际上，作为故事来说，我听过无数比这两个作品更为有趣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没有深切的体验，因此这些故事再绝妙我也不可能写好。当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写作题材的。 

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和高度去认识。 

问：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习惯？ 

答：第一篇作品的产生都极其艰难。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苦熬来完成的。在动笔之前是漫长的构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放纵思绪，使其达到恣意泛滥的程度。不急于形成一种写作的格局。即使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格局，也很快双被打烂，试图寻找更好的选择。经过许多次的反复，知道自己在这一题材领域中再没潜力可挖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极重视动笔前的准备，但不拟定详细的提纲，只记下一个大的情节发展脉络和要点。我的体验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头脑里记不住的，即使记在纸上也不起作用。 

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凶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