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