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惊心动魄的一幕(7)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