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柳　鸣　九

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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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芳汀  (第一卷)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①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绝不触及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作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②那职位，很早，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③爆发了，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①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意念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