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尼古拉·基尔萨诺夫就是一个富有诗感的人，他喜欢“让他悲喜交加的孤独思绪自由翩跹”，他，“老浪漫主义者”，在花园里，在夜晚，当满天星斗闪烁着的时候来点儿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动了，可他那飘若游丝、穷不见尽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荡不散。”至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他生来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那铁一样坚冰一样冷的带点儿法国厌世主义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这个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也有其人性内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爱的激情的牺牲品，从而不得不沉沦于“可怕的空虚”，失落于“无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渐入黄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将至、青春不再的岁月”。

    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

    为历史所需的巴扎罗夫的否定一旦进入人的感情领域，它就变得虚而不实，从而也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按书中所说，巴扎罗夫“非常喜欢女性，喜欢女性美”，但“他把骑士式感情当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与她们交往中想的是“愉悦”。可是巴扎罗夫破坏了自己的理论，真心实意爱上安娜·奥金左娃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为他原先所敌视的、与虚无主义者观点相悖的浪漫主义，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在和安娜·奥金左娃谈话的时候，他用较之以前更为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一切浪漫倾向，可当他独自一人时，一想起自己就有这种浪漫倾向不由脑火。”巴扎罗夫把否定推到极限时，他的行为和感情反过来破坏了他的虚无主义，与旧的社会制度搏斗必不可少并行之有效的否定，结果与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适应。当此情况下巴扎罗夫的“浪漫主义”个性开始显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属性而不再屈从他的虚无主义了。

    但是，他那虚无主义却又企图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于是两者的矛盾斗争导致了巴扎罗夫的个人悲剧。书中说道：“他本可以轻易地平息血液的骚动，但他体内孕育着某种新的东西，对此他从未允许存在过并曾有意地把它克制过，他的自傲曾坚决反对过。”他用尽一切力量来压制自身的天性；结果如何呢？情场失败后他戏剧性地承受着单恋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心灵的欢愉和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狂热劲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绪不宁，他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疲惫，甚至他行走时也不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罗夫说他自己在糟蹋自己并非出之偶然，因为他曾嘲笑过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曾嘲笑过他的爱情悲剧，然而他现在轮到自己感受爱情悲剧带来的伤痛。

    巴扎罗夫的心灵危机也表现在哲学的和社会的悲观主义中。他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垛旁出声想道：“我所占有的这一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地狭小，而那广大空间里没有我，也与我无关；我得以度过的这个时段在永恒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没有我……可就在这题原子中，在这数学的一个点上，血液却在循环，脑子却在工作，有所希冀……”人与自然不是相悖的对立关系，但在巴扎罗夫看来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确认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不得不为自己依附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而哀伤。巴扎罗夫从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从他与自然界的心理隔阂，滋生出他对后代人命运的冷漠。“举个例，”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今天你走过村长菲利浦家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最后一个农民也能住上这样的小屋，那时俄罗斯就达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促使它实现……但我憎恨诸如菲利浦或西多尔这样的最后一个农民。干吗我要为他们拼死卖力，他连谢也不说一声？……即使对我说声谢，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则将老朽入木，往后又怎样呢？”不过，在小说《父与子》中，个人主义者与大自然隔阂而产

    生的悲观，由屠格涅夫缝补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弥合。巴扎罗夫过早地夭折，死于即将发生大变革的社会的门槛上，屠格涅夫在小说结尾处描写了荒芜的乡村公墓，巴扎罗夫年迈父母无法消解的痛苦之后，接着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信念：“难道他们（指年迈的父母——译者）的祈祷、他们洒下的泪水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挚的爱并非万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颗多么热烈的、有罪的、抗争的心，墓上的鲜花依然用它纯洁无邪的眼睛向我们悠闲地张望，它们不只是向我们述说‘冷漠’的大自然有它伟大的安宁，它们还谈及永远的和解和那无穷尽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样性和无穷性，这是永恒的规律，屠格涅夫以此作为活泼、乐观的结尾，让悲剧得到升华。在这里，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剧，因认识到世界是个辩证地发展着的过程，因触摸到强劲的、饱满的自然生命整体及它内部的和谐性，从而得到了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