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译序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屠格涅夫生于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的地主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读于莫斯科的一个私立寄宿学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学，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一八四二年回乡，但后又曾长期出国。

    屠格涅夫从《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诗篇开始文学生涯。他的《猎人笔记》（一八四七——五二）的发表曾当作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篇篇特写，以俄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含垢受辱、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它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实质上则因其《猎人笔记》的社会思想倾向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软禁。软禁期间他写了中篇《木木》，以满腔仇恨对农奴制进行控诉。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适逢俄国社会运动逐步高涨，他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篇《罗亭》（一八五六），《贵族之家》（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余人的日记》（一八五○）展示了贵族知识分子言语脱离行动，理论脱离实践的一些典型特征。长篇《前夜》（一八六○）则反映俄国农奴制垮台前夕在俄国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一八六二）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家本人在两派思想冲突中转向了自由主义者一方，与他常为之撰稿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刊物《现代人》决裂。他转变后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写的长篇《烟》里，他以同等的否定态度描写了反动贵族和革命运动参加者。最后一部长篇《处女地》（一八七七）是有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晚期作品《散文诗》（一八八二）的内容和倾向呈现出多面性，既有悲观情调也有乐观情调，既有抒情也有讽刺。屠格涅夫还写有剧本《食客》（一八五七）和《乡村一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文笔婉丽，结构巧妙，语言清新简洁，深得读者喜爱。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译介，译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有我的同时代人。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的那些年月，农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变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农民贫困日益加深从而使他们有了独立自主地走向历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种形势转化为革命尚缺主观条件，数百年来受农奴主奴役的人民还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作广泛的、公开的、有意识的斗争。

    屠格涅夫作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代表，对专制的农奴制及其经济、法律、警察制度深怀不满；他主张普及教育，实行自治，全盘欧化，他主张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主要是农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属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指反对一切黑暗和压制，尊重科学和教育，热爱诗歌和艺术，首先则是热爱人民的人……”他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为事业善作奉献的平民精神。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唐·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庄稼汉民主”。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

    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界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责职，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

    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否定。”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否定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反映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度凛然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