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

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以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

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穆里塔图里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为。

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

他们命令兵士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

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欧洲去了。

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他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

但都是徒然。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象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穆里塔图里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随身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爱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