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电》里面，朋友，连你的眼睛也花了。你就说《电》紊乱，这是不公平的。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张皇失措。你的冷静和客观都失了效用。你准备赤手空拳迎上去，但是你的拳头会打到空处。你不会看清楚这个古怪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从前就没有过。《电》迷了你的眼睛。因为福楼拜，左拉，乔治·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朋友，这句话会给你抓装错儿"了。但是请慢点，我的话里并不含有骄傲的成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他们在那个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死了，你可以把他们的尸首搬来搬去，随意地解剖。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活人，你就得另想办法。你以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举脚就溜了几千里，你连我跑到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你"俏皮地"说读者的眼睛追不上我的笔，然而你忘记了你的眼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眼睛跑，把你的眼睛也弄得疲倦了。所以你发出了怨言：紊乱。

你以为我"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文章还要把别人也带进生活里去。你进到生活里，你太陌生，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紊乱。因为实际生活并不像小说里安排得那样地好。你既然承认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你要得跟着我去"生活"，你不应该只做一个旁观者。

你在书斋里读了《电》，你好像在电影上看见印地安人举行祭仪，跟你的确隔得太远，太远了。而且你责备《电》紊乱，你想不到那部小说怎样地被人宰割了几次，你所看见的已经是残废的肢体了。

然而甚至这个残废的肢体也可以告诉人《电》是《爱情的三部曲》的顶点，到了《电》里面，热情才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们要作这个旅行，我们就不能不拉住两个人做同伴：吴仁民和李佩珠。只有这两个人是经历了那三个时期而存在的。而且他们还要继续地活下去。

在《雾》里面李佩珠没有露过脸，但是人提起她，就说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在《雨》里面她开始感到生活力过多准备拿它来为别人放散。她不仅知道爱情只是一时陶醉，从事业上才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慰，她还想到Ｆ地去做实际的工作。于是幕一开，两年半以后的李佩珠便以一个使人不能相信的新的姿态走出来，使得吴仁民也吃惊了。她不仅得到Ｆ地的青年朋友的爱护，连吴仁民也热烈地爱着她。

她虽然幼稚，但是她幼稚得可爱。看起来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也许有人会像你那样把她当作领袖（你"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幸亏你用了"几乎"二字，否则你不觉得肉麻吗？），但是我把《电》的原稿翻来复去地细看几次，我把李佩珠当作活的朋友看待，好像我就在她的身边跟着她跑来跑去，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子。然而我相信她如果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手势叫我去为理想交出生命，我也会欢喜得如同去赴盛筵。似乎曾经有人用过和这类似的话批评苏非亚·别罗夫斯卡雅。可见真正的伟大和平凡就只隔了一步。你虽然聪明绝顶，但是遇到这样的女子，你要用你的尺度去衡量她的感情，你就会碰壁。事实上你那所谓情绪的连锁已经被她完全打碎了。

《雾》中的吴仁民正陷溺在个人的哀愁里，我用了"哀愁"这个字眼，因为他的痛苦是缓慢的，零碎的，个人的。那时候的吴仁民平凡得叫人就不觉得他存在。然而打击来了。死终于带走了他那个病弱的妻子。那个消磨他的热情的东西——"爱"去了。热情重新聚拢来（记住他是一个强健的男子）。他的心境失去了平衡。朋友们不能够了解他，他又缺乏一个坚强的信仰来指导他（自然他有信仰，但是不够坚强）。

他时时追求，处处碰壁。他要活动，要温暖，然而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却只有死，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寂寞。寂寞不能消灭热情，反而像一阵风煽旺了火。于是热情在身体内堆积起来，成了一座火山。倘使火山一旦爆发，这个人就会完全毁灭。恰恰在这时候意外地来了爱情。一个女人的影子从黑暗里出现了。女性的温柔蚕蚀了他的热情。在温暖的怀抱中火山慢慢地熄灭了。这似乎还不够。必须再让另一个女人从记忆的坟墓中活起来，使他在两个女性的包围里演一幕恋爱的悲喜剧，然后两个女人都悲痛地离开了他。等他醒过来时，火已经熄灭，就只剩下一点余烬。这时候他又经历了一个危机。他站在灭亡的边沿上，一举脚就会落进无底的深渊去。然而幸运地来了那个拯救一切的信仰。那个老朋友回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吴仁民怎样抱着他的老朋友流下感激的眼泪。这样的眼泪并不是一天可以流尽的，等到眼泪流尽时吴仁民就成了一个新人。不，我应该说他有些"老"了。因为"老"他才能"持重"，才能"淳朴"。他从前也曾经想过在一天里面把整个社会改换了面目，但来到《电》的同志中间他却对人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天的事情。"他甚至以为"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他和李佩珠不同，他是另外一种典型。李佩珠比他年轻，知道的并不见得就比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