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

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着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不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

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扞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