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鸡打针》里的这个“我”，是很关心集体的，他听见前院鸡舍里嘈杂的声音，就赶忙去察看。当兽医和饲养员招呼他帮忙逮鸡来打针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但鸡舍里的臭气使他感到恶心，而逮起鸡来，也更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段描写得很好、很真实，“当我接近鸡群下手要逮时，鸡群‘轰’地一下子炸了营，乱飞乱撞。鸡毛、尘土全被卷了起来……鸡屎、尘土弄了我一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飞起的母鸡在我头上乱碰乱撞，有一只母鸡竟在我头上落了下来，蹬了几下，又飞走了，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一段在昏暗狭小鸡舍里逮鸡的困难情景写得十分逼真。下面还写他突然一滑，坐在地上，裤子上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鸡屎，“我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用手擦擦汗水，汗水和鸡屎混在一起，更加腥臭难闻。”这对于一个没有当过饲养员又爱干净的孩子，的确是一种考验，但是他听了饲养员的一席话，想到这群鸡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果不给鸡打预防针，染上了病，就是很大的损失时，他就不管这些了，他终于把几百只鸡都送到兽医的手里，完成了给鸡打针的任务。最后他写“当我走出鸡舍时，满天的星斗显得格外明亮，它们不住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对我微笑，又像在跟我说什么，我心情愉快地朝家走去。”我认为这个结尾也写得恰到好处。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作好文章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只有写真实的事物和感情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也只有写真情实境的文章，才能活泼生动；因此作文既不能模仿抄袭，也不可矫揉造作，把真情实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

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着都翻译过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译英法名着，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我自己能够阅读原着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着中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着。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名着，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