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早走的人

三月九日早晨，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我说：“我找李季说话。”她说：“李季不在了。”我问：“他在哪里？”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我的脑子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泥土。

只在几天以前，我还见过他，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说上几句话。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我有事来晚了，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佘太君来了，这边坐吧。”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在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你有事早走，就先讲几句吧。”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因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着头走出来，也没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谈话也很幽默，这佘太君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但是我们谈起公事来，他又是很诚恳，很严肃，我总觉得他真是像我们的一位同志说的，“是个金不换的干部。”但是“命运”究竟用了多少比万两黄金还贵重的珍宝把我们这个仅仅五十八岁的大有作为的生命换走了呢？！

十九日下午，我去参加了李季的追悼会，进入礼堂，抬头看见了他的满面含笑的遗像！

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从来不到朋友的追悼会！”是否怕自己太伤感太激动了呢？他没有说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料到我会在一个追悼会上，看到高高挂在礼堂墙上的李季的遗容！

人到老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看得平静多了，透彻多了，横竖是早晚的事。不过就年龄而言，就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确走的太早了，他是一个不应该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还安排了许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给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来纪念他！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清晨

我和小读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

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

“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

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接近孩子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情绪。同样，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小儿科的医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八十年代或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孩子的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孩子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最初刻在心灵上的东西会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我认字的时候，最初教我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