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珠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若是像宝珠爱奶奶那样，爱他自己的母亲，他的妻子就不会“顽固”、“刻薄”到如此地步。他对他妻子对自己的母亲那样“没结没完的叨叨”从来也不敢吭声。他的妻子“说一不二”地叫他母亲住在冬天不生火炉的屋里，他也没有过问。难怪宝珠说：“妈妈也太狠心了，爸爸也太忍让了。”

故事里的宝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爱妈妈，不但因为她和弟弟都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她看着奶奶“一天忙到晚照顾全家”，“没完没了的做活”，她感到不公平、不服气。

可她又不敢直说出来，就和弟弟——妈妈眼里的小祖宗、小天神——共同想方设法让奶奶“住北屋”，“吃鸡脚”。当妈妈要带她出去游园的时候，她却宁愿留下，陪奶奶洗衣服，还给奶奶煮鸡蛋等等。都活画出她是个又正直、又灵活，又是个最懂得“感谢”的小女孩。

最可爱可敬的还是这位老奶奶了！她对于一切都是“逆来顺受”，让她住冷屋子，她没有言语。不让她吃鸡腿她就吃别的。她还劝说爱她的孙女宝珠，“你妈上着班，还要操心你们，够她忙活的了”；“你爸你妈都是好人，就养育你们两个，该着你们孝敬的。”当宝珠不平地说，“我妈对您这样，我以后对她也这样”时，她就急了，说“你要这样，我明天就回乡下。”可见她乡下还有个家。她住在城里，只为的是照顾他儿子一家。她说：“我没啥，看见全家大小和和美美，我就起心里高兴。”多么宽厚、无私、伟大的母性呵！那个躲在迎春花后、围着淡紫头巾偷听她们谈话的宝珠的妈妈，听到她婆母从“一颗金子般的心”

里说出来的话时，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我每天从窗户里都可以看见有些老太太们：提着菜篮的、抱着孩子的、晾着衣服尿布的，从周围的大楼里进进出出，忙碌得很。这就是些做奶奶的、做姥姥的、现在双职工的家庭里很重要的人物。当然一位老人能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可以互相依赖，互相照顾，老的小的都很快乐舒服，这是我们中国很好的传统和习惯，这在外国就不常见。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谚语，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奶奶，我爱你》的作者，就使我们看到宝珠这一家的难念的经。他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公正善良的看法，提醒我们，只有有了讲文明、有教养的、承上启下的、做父母的一代，才能使一个三代同居的家庭，生活得和美而健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过着尊老爱幼的“全家大小和和美美”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起来，我们的国家也会强盛起来！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悼念廖公

六月十日晚在电视的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满面笑容的廖公的大幅相片，接着就广播廖公逝世的不幸消息。这消息真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大块黑红黑红的流星陨石，在国内海外千万人的心地上，炸出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虚”！

廖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的闻名的革命家庭、他自己一生在国内、在日本、在欧洲的革命工作。他的知友遍天下。我在解放后所到过的海外各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许多中国侨民和外国朋友，在对我提起廖公的时候，都是赞不绝口。日本朋友尊他为“最大的知日派”，欧美朋友称他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海外各地的侨胞们则把他当作通向祖国的“最宽广的渠道”和“最坚固的桥梁”。我以为像他这么一位学贯中西、名闻内外的巨人，见了一定会使人有“望之俨然”的感觉。而在中日邦交恢复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外事活动中我和他接触时，我惊喜地发现他是一位豪爽、诚恳、热情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又是十分地洒脱而风趣。他对外宾除了正式的致词之外，是对哪国人就说哪国话，说得流利而自然，总给人以一种淳真亲切的感觉。这就使我忆起在一九七三年，在日本樱花时节，廖公率领一个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到日本，我也是团员之一。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招待和盛大欢迎。

廖公在这些场合，如同回到故乡一样，表现出自然而活泼，他遇见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就拥抱起来，唱着大学的校歌。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他把在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象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当时我就感到这小小三片的山樱嫩叶，在日本朋友心中的份量，决不在正式礼品如大幅名画或大型牙雕之下！也许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吧，我记得在一个旅日侨胞的欢迎会上，廖公正用地道的广东话，同主人们畅谈，大概他发现侨胞里还有一些福建人，他忽然很风趣地笑对大家说：

“我们团里有一位谢冰心女士，她是福建人，请她用乡音来替我们说几句感谢的话吧。”在大家的鼓掌之下，我只得站起来勉强用我的不地道不娴熟的福建话，说了几句，赶紧又坐下了。我那时虽然觉得很窘，而看到我的同乡侨胞们相视而笑的欢容，我从心底佩服了廖公这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活动艺术！

也就是在这一次访问途中吧，我发现廖公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太好。在旅馆中朝夕相处，虽然时时可以看到他可掬的笑容，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而在用餐时候常常看见廖公夫人经普椿女士在餐后给他吃药，或是把他面前的酒杯拿走，这时他也只抬头一笑。一九八○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我住了四次医院，每次几乎都听说廖公也住院了，不是心脏病犯了，就是骨折，可是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常常看见他换了衣服出去开会，或是接见外宾和侨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