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演出的日子到了。开幕前我钻到了后台，那儿的人都慌七慌八，穿衣的，化妆的，喊叫的，争吵的，从更衣室跑出跑进的，你撞我，我撞你，谁也不认得谁。他们的衣着是那么怪模怪样——有一个人甚至穿着褐色燕尾服和淡紫色长裤，假发和胡须是那么死板板的，额头和鼻子上糊着粉红色的贴片，上了油彩的脸缺乏表情，描过的眼睛闪着亮光，眼睫毛染得太黑太粗，就象本模特儿一样眨不动。我碰见丽卡，那副洋娃娃相叫我吃了一惊，同样认不出她来了。她身上穿着华丽的粉红色老式连衣裙，头上戴着厚厚的淡黄色假发，脸蛋既象民间板画上的美人，又象糖果盒上的娃娃……博戈莫洛夫扮演一个黄头发的守院子的人，按照塑造“生活典型”的要求，他们给他特别化了妆。而医生扮演老伯父，一个退役将军，剧就是从他开始的。在别墅里，光秃秃的地上立着一棵．木板做的绿树，他身穿崭新的丝绸上衣，脸上涂了粉红的油彩，乳白色的唇髭密密层层，坐在一把安乐椅中，仰靠着椅背，绷起脸瞧着一张摊开的报纸。别看布景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却有眩目的脚灯从下面照着他，使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显得出奇的年轻。他应该看过报纸后说几句牢骚话，可是他死瞧着报纸，提示席上传来频繁的咝咝声，他还是什么也接不上来。只到最后，丽卡笑着从后台跳出来，扑到他背后，带着孩子般的顽皮和活泼可爱，两手捂住他的眼睛叫道：“你猜，我是谁？”这时，他才一板一眼地迸出一句：“松手，松手，你这个丫头，你是谁，我还不知道！”

    大厅里若明若暗，舞台上却明亮耀眼，阳光灿烂。我坐在头排，时而看着舞台上，时而瞧瞧周围的人。最有钱的，胖得喘不过气来的文官和军衔赫赫的警察与军人，都坐在头排。他们仿佛都被舞台上的演出钉住了——神志紧张，笑意难尽……我连等到第一幕结束的耐性都没有，一听见台上咚地敲了一下，传来快要落幕的信号，就急急忙忙起身走了。此刻台上演得正起劲。走廊里，灯光明亮，气氛自然，一个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老侍役帮我穿好大衣。我听到演员们过分活泼的叫喊声，感到格外不自然。我终于奔到街上来了。一种在劫难逃的孤独感使我发狂。街上干干净净，冷冷清清，路灯发出凝滞不动的光。回到客栈我那窄小房间里呆着实在太可怕了，我没有回家，而走向编辑部。我经过机关区，拐到空旷的广场上。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教堂，那微微放亮的金色圆顶消失在星空里……即便我的脚步踏在积雪上，那咯吱声也包含一种深奥而可怕的东西……温暖的屋子里温暖静寂，明亮的餐室里钟发出平静、缓慢的嘀嗒声。阿维洛娃的小儿子睡了，保姆出来为我开门，睡眼惺松地望了望我就走开了。我走进楼梯下面的那间房里，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太特殊了。我摸黑在沙发上坐下，它也是熟悉的，此刻对我可又有某种不祥的成分……我期待，然而又害怕他们突然回来，他们会叽叽喳喳地走进屋，围坐在水壶旁，争先恐后地叙述各自的感想，更使我害怕的是传来她的欢声笑语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房间里无处没有她的存在，充满了她在时和不在时的气氛，充满了她本人、她的衣裳、香水、搭在我身边沙发扶手上的柔软的宽服所散发的各种气味……窗外，深蓝深蓝的冬夜，阴森可怕，星光在花园中黑魆魆的树枝后面闪烁……

    斋戒的第一个星期，她跟父亲和博戈莫洛夫一起走了，她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我早已不和她讲话。她收拾东西准备上路，不停地啜泣，一直在盼我突然拦住她，不让她走。

 第五部 11-15

    十一

    省里的大斋戒节到了。马车夫生意清淡，闲着无事，站在街角上挨冷，偶有路过的军官，便拼命向他挥手，划十字，怯生生地呼喊：“长官大人！坐快跑的车子吗？”寒鸦神经质地、兴奋地叫唤，预感到春天快要来临，可是乌鸦的聒絮，依然是生硬和刺耳。

    我们是在晚上分别的，显得格外可怕。我半夜醒来，不禁气丧胆寒。现在怎么活得下去，又为什么要活下去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不知为什么要躺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夜的黑暗中，在一个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省城内，在这家客栈的房间里，它的狭窄的窗户通夜都象个瘦长的不会说话的灰色魔怪一样！现在全市只有阿维洛娃算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了。不过，她真的和我亲密吗？这种亲密关系是虚假的、难处的……

    现在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得迟了一些。阿维洛娃从接待室一看见我在前厅，就高兴地对我微笑。她又变得温柔可爱，不再讥笑我了。我现在常常看到她始终不渝地爱着我，时常惦着我，关心我。我经常同她一起度过夜晚，她长时间地为我弹琴，我半躺在沙发上听着，沉醉于音乐的幸福之中，同时爱的痛苦与宽恕一切的柔情始终在我心中猛烈击撞，泪水不时涌上眼眶，我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每次走进接待室都要吻一吻她那结实的小手，再到编辑室去。社论作者坐在那儿抽烟，他是个愣头愣脑、爱沉思默想的人，是被流放到奥勒尔来的，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他相貌相当奇特，蓄一把老百姓那样的大胡子，穿一件原色粗呢外衣，腰部打着皱褶，一双高统皮靴，擦了油，气味浓重，然而好闻。此外他是个左撇子，因为右臂半截没了，剩下的半截，藏在衣袖里，用它来按住桌子上的纸，用左手写字。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思索问题，一个劲地抽烟。突然间，他把纸按得紧紧的，开始奋笔疾书，动作遒劲有力，迅速敏捷，有如猴子一般。接着到的是一个短腿老头儿，一个外籍评论家，戴着一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他在前厅里脱去兔皮短上衣，摘下有护耳的芬兰帽子，只剩下一双小高统靴、一条小灯笼裤、一件腰间系皮带的法兰绒上衣，身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羸弱，好象只有十岁的光景。他一头厚密的灰白发十分可畏地向四面八方高高竖起，使他和豪猪相仿；他的那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也显得十分可畏。他上班的时候，手里总是拎着两只盒子，一盒装着卷烟纸筒，一盒装着烟丝，并且时常一边工作，一边卷烟：习惯地一边瞧着一份首都报纸，一边抓一撮淡黄色烟丝塞进卷烟器里可以开合的黄铜管中，漫不经心地摸出纸筒，把卷烟器的栖顶在胸部柔和的短衫上，再把铜管插进纸筒中，一按，一支卷烟就轻巧地弹到桌子上。随后来的是拼版工人和校对员。拼版工人进来的神态安详，举止自如。他非常谦恭有礼，沉默寡言，胸有城府。他出奇的干瘦，一头茨冈人那样的黑发，橄榄青的面孔，小黑髭须，死人一般灰色的嘴唇。他的衣着一向极为整伤，干净新崭，黑裤子，蓝上衣，浆过的大领翻在上衣领外面。我有时在印刷厂里同他交谈几句，那时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深色眼睛平静地凝视着我，象上了发条的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他嗓门不高，总是诉说人间的不平——天下乌鸦一样黑。校对员时常来，经常是这不懂，那不明白，或者不满意他校对的那篇文章，时而要求作者解释，时而要求修改：“请原谅，这儿用词不太恰当。”他身体肥胖，举止笨拙，一头小卷发。好象总有点湿润润的；神经质和恐惧症害得他身躯怄搂，大家都看得出这是由于他酗酒过度所致。当他弯腰求人解释时，他屏住充满酒味的呼吸，用一只肿得发亮的手远远地、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不明白或他认为不妥的地方。我坐在这个房间里，心不在焉地修改别人的手稿，常常茫然望着窗外思忖：我自己该写点什么，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