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18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部制约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的开国皇帝执政时就与大臣对立。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一个农民，对读书人特别反感，他在宫廷前院经常杖责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甚或处死，此举确实是前所未有。后来的明朝皇帝听天由命。万历（1572～1820）皇帝经常不上朝，没兴趣与大臣们朝会，就连空缺的位子，也懒得去任命官吏，更不用说去批阅那些上奏的折子了。但是在清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们根除了国家统治体系内部的这种分裂，而且形成了高效政府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和正常的运转机制，所有的政策均由皇帝确定。 

      　　九品制官吏与绅士   

      　　极少数的官员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清朝晚期约有四亿人口、两万官吏，还有一种说法：四万官吏。这也就是说，对“官吏”的定义出入比较大。中国的官吏原本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人士。按照他们的职务，那些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就相当于我们西方的部长、高级官员；在省衙门从事管理的就像我们的州长、议长等。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先生的相当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大学教授。也许最好的方式是通称他们为行政管理者，或者像葡萄牙人的做法，称为行政长官。 

      　　儒家的科举考试开启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官吏考核选拔以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于汉代，而其第一次辉煌则是在宋代，也就是在笔试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后。此后，在国家以及政府精英们和所有那些意在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们的生活中，科举考试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已形成极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保持不变一直沿用到1905年止，随后也就几年的时间，确切地说，到了1911年，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帝制就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