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无望的境地。故此，红军决定冲出包围圈。1934年10月15日，8.5万名士兵、1.5万名家属以及35名高级干部的夫人开始了长征。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以及伤病员只得留下。红军冲出政府军的封锁线，向西撤退，随后杀向中国南部，然后回身向北，以便奔向远在北部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路翻过高山，越渡过湍急的河流，走过漫无人烟的草地。长征队伍不断受到政府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一年的艰辛长征，8000名筋疲力竭、面黄肌瘦的幸存者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史诗，其意义有些像犹太教中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它把“长征的将军们”浇铸成了一体，并且造就了在胜利后执掌中国的领导层。长征途中，毛泽东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同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三人的保持终生的领导同盟。延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中国文化摇篮的农村城市，从而成了新的红色之都和革命圣地。在长期采访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之后，美国记者斯诺以虔诚的赞美之声记述了这次长征和延安的简朴生活。他的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为题于1938年出版，深得读者所推崇。 

      　　第二次统一战线（1937～1945）   

      　　1935年时，蒋介石也许就已经把自己看作为胜利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已经被根绝，在农村也就只有一点儿。所谓一点儿就是说，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江西的根据地已经被铲除，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