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