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觉得，和他们比较起来，自己早已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她觉得，她对他们担当的任务的艰巨，比他们本身看得更清楚。这种感觉使她对他们怀着一种宽容的、乃至有点忧伤的感情。正像大人们看到在扮夫妻游戏、然而却不明白这种关系的悲剧性的孩子时的心情一样。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他们的话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比较。比较之下，她感到两方之间存在着差别，可是起初她不能懂得这种差别。她时常觉得，这儿说话的声音比乡下还要大，她于是对自己解释说： 

“知道得越多，说话的声音也就越响……” 

可是母亲又常常感到，好像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好像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真理对于自己比对其他人更为接近、更为可贵；别人听了不服，也来证明真理对自己是更接近，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母亲觉得，他们每人都想压倒别人。这种情形使她不安并难受起来，她动着眉毛，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大家，心里想： 

“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其他同志了……” 

母亲总是紧张地听着这样的争论，她虽然听不太懂，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言语背后的感情。她能看出，在工人区里讲起“善”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整体，这儿呢，却是将一切打碎，而且打处十分零碎；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更强烈的感情，而这儿的思想却是很锐利的，有着将一切都剖开的力量；这儿更多的是谈论着破旧的事物。因为这种缘故，母亲深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对她更亲切，使她更容易了解…… 

母亲还注意到，每逢有工人来访的时候，——尼古拉总是变得特别随便，脸上露出温和的样子，说话和平常完全不同，既不像是粗鲁，又不像是轻率。 

“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母亲推测。 

可是，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她不难看出，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好像心里受着拘束，不像他跟母亲，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有一天，尼古拉出去之后，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这样拘谨？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 

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 

“到了不习惯的地方，虾也会变成红色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 

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笑也不笑。每次临走的时候，她总是向母亲询问： 

“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嗳，托您的福！”母亲回答。“没事，他很快活！” 

“替我问候他！”姑娘说完就走了。 

有时候，母亲向她诉苦说，巴威尔被拘留了许久，还不曾决定出审判的日子。莎馨卡听了就锁住眉头，一声不响，她的指头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尼洛夫娜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愿望要对她说： 

“好孩子，我知道你在爱她……” 

可是她却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这位姑娘的严肃的面貌、紧闭的嘴唇，以及事务般的枯燥的谈话，好像在预先拒绝这样的爱抚。 

母亲只好叹着气，无言地握着她伸出来的手，想： 

“我可怜的……” 

有一次，娜塔莎来了。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抱住了她吻了又吻，然后突然轻轻地说： 

“我的妈妈死了，死了，怪可怜的！……” 

她摇了摇头，很麻利地擦了眼泪，接着说道： 

“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妈妈，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应该还多活上几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死了反而可以清静安逸些了。她总是一个人在那儿，谁也不去理他，谁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亲的骂。这样也算是生活吗？人活着谁都指望过好日子，可是我的妈妈除了受气之外，什么指望都没有……” 

“娜塔莎，您说得对！”母亲想了一想，说道：“人活着都是指望有好日子过，要是没有指望——那还算什么生活呢？”母亲和蔼亲热地抚摸着姑娘的手，关切地问她：“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娜塔莎轻快地回答。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满脸微笑地朝她说： 

“不妨的！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 

母亲8

娜塔莎当上县里一家纺织工厂的教员，于是，尼洛夫娜就常常把禁书、宣言和报纸送到她那里。 

所以，这就成了她的工作。 

每月里她总有几次扮作修道女，或者装成贩卖花边和手织物的女商贩，有时候还打扮成小康的市民或是朝拜圣地的和巡礼者，背上背了口袋，或者手里拿了皮包，在全省范围里到处奔波。 

不论是在轮船上、火车里，还是在旅馆、客栈里，她的态度总是镇定自若、落落大方。她总是先去跟不认识的人攀谈，她那善于交际的、亲切的谈话，以及见多识广十分自信的态度往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她毫不害怕也毫不在乎。 

她喜欢跟人谈话，喜欢听他们讲各自的生活和满腹的牢骚与不满。每逢看到人们有强烈的不满的时候，她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因为这种不满一方面能反抗命运的打击，一方面对心里早已构成了的问题紧张地寻求着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