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译注：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的一种体裁，五句三十一字（音节）。），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窝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津田沼的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没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说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实上指导教授也这么建议来着）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一座高耸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面东觅西寻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剧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那个市的教育委员会里正好有我一个叔父，问我说当小学教师怎么样。因有师范课程问题，一开始当代课教员，经过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但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便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同堇见面交谈的时间里，我能够感觉出——最为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比之自己开口，我更热心于倾听她的讲述。她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求我给予回答。不回答就表示不满；而若回答不实际有效，又动真格地气恼。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堇从内心深处寻求我对其提问的见解。所以，对于她的提问我开始给予一丝不苟的回答，并通过这样的问答来向她（同时也向我本身）坦露更多的自己。

    每次同堇见面，我们都长时间交谈，百谈不厌，话题源源不断。我们比那一带任何恋人都谈得忘情谈得亲密——关于小说，关于世界，关于风景，关于语言。

    我总是在想：若能同她成为一对恋人该是何等美妙！我渴望以我的肌肤感受她的体温。

    如果可能，甚至想同她结婚，共同生活。然而，堇对于我并不怀有爱恋感情以至性方面的兴趣，这点大体无误。她来我住处玩，谈得晚了偶尔也就势住下。但其中不含有一丝一毫的微妙暗示。半夜两三点一到，她便打着哈欠钻到我床上，脑袋沉进我枕头，转眼睡了过去。我则把褥垫铺在地板躺下，却无法顺利成眠，在妄想、迷惘、自我厌恶以及不时袭来而又无可回避的肉体反应的折磨下，眼睛一直睁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