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3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号刚刚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8点钟开始，用支架吊起来的一支18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通风窗口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甜腻腻的、有点儿难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涂刷了一阵。她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来一下。”

    说完她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她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铅毯，用它们盖住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接部位。这些有弹性的小毯子压在身上，给人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这时护士也走出去了，关上了门，现在只能通过厚厚的墙壁上的小窗口看见他。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些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无坚不摧的爱克斯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像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尔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模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人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谢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