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