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