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