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筋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腼腆、羞怯的习性给人留下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根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诚然，他目光阴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点说，他任何时候都两种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道，他会以哪种态度对待你。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皮靴呢？您岂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时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道，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管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种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皮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部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皮靴，头上不戴帽子，黑发蓬乱，迈着坚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头，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就转过身来再走。他总是背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就会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的。”

    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请求他，甚至带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带点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劝慰她：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证，他绝对发现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间里我也不会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林荫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就是他这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开个玩笑，不妨写封匿名信，告发我藏有皮靴，让他带两名护理员来搜好了，反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难道写告密信这种事也能做吗？”她又眯起了眼睛。

    还有一点他不能理解：她干吗要涂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破坏了她的清秀。他叹了口气：

    “反正有人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写的呀！写了还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unus－testlsnullus，一个人证明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20世纪，即使一个人证明也是多此一举，一个人证也不需要了。”

    她移开了视线。这种事情是不大好谈的。

    “那么您打算把它们藏到哪里去呢？”

    “靴子吗？办法有好几十种，要看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没生火的炉子里去，可以用绳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让人没法不笑，也让人没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过去。

    “不过，头一天您是怎么耍了花招没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这可太简单了，在换衣服的那间小屋里，我把靴子放在门的背后。护理员把其余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带号牌的口袋里拿到中心保管处去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用报纸把靴子一裹，也就带进来了。”

    他们这已经是在东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时间她为什么坐在这里闲聊呢？鲁萨诺夫睡得很不安稳，直出汗，但还算是睡着了，没出现呕吐。汉加尔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脉，正要离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回过头来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还没得到补充营养吗？”

    “根本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着她看。

    “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两只鸡蛋、两杯牛奶和50克黄油。”

    “什——什么？不会是我听错了吧？要知道，一生中从来没给我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不过，您知道，这倒也公平。不消说，我是连病假补贴也得不到的。”

    “这怎么会呢？”

    “很简单。因为薇加入工会的时间还不满六个月。我也就什么权利也享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