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老爷们，星期六一大早，我就生了火，为自己烧好茶，煎好面包，在门边等着隔壁的汉农先生骑自行车出来。我闻到从窗户飘出来的腌肉和煎蛋的诱人香味，妈妈说汉农先生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因为汉农太太还像新婚时那样迷恋他，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一对情人。他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嘴里叼着烟斗，叫我爬上自行车的横梁，我们向我作为大老爷们的第一份工作进发了。他骑着自行车，脑袋在我上方，那烟斗的味道很好闻。他的衣服上还有股煤味，让我直打喷嚏。

    男人们或步行或骑车，向码头路的煤场、兰克面粉厂和利默里克汽船公司进发。汉农先生拿掉他的烟斗，对我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上午，星期六，只干半天。我们八点开始，午祷钟敲响十二点便收工。

    我们先把马伺候好，给它刷刷毛，在木槽里添上燕麦，桶里盛上水。汉农先生教我怎样给马套上马具，然后让我把马赶到平板车的车辕里。他说：老天，弗兰基，你真有天分。

    这让我非常开心，我真想就这样爬上爬下，赶车为生了。

    有两个人往那些袋子里装满煤和泥炭，然后放到一个大铁秤上称重，每个袋子有一百磅重。汉农先生去办公室领送煤券时，他们把煤袋摞到平板车上。装袋的人干得很快，轮到我们送煤了，汉农先生坐上平板车的左侧，轻轻挥了一下鞭子，示意我去右侧坐。爬上平板车可不容易，它实在太高了，还堆满煤袋。我想从车轮爬上去。汉农先生说我不可以那样干，一旦把马套进车辕，就千万别把手或腿靠近车轮。马可能会突然来了兴致，想散散步，那样你的腿或胳膊就会卷进车轮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和身体分家。他冲那马吆喝：驾，马晃了晃头，马具扯得嘎嘎响。汉农先生笑了。这匹傻马勤快，他说，几个小时都不会停下来扯扯马具。

    下雨了，我们把旧煤袋披在身上。汉农先生倒咬着烟斗，免得淋湿烟草。他说雨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沉，但抱怨又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去抱怨一下非洲的太阳？

    我们穿过萨斯菲德桥，去恩尼斯路和北环路送煤。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汉农先生说，他们从口袋里掏小费是很不爽快的。

    我们有十六袋煤要送，汉农先生说我们今天挺幸运，因为有些人家要了不止一袋，他可以不用车上车下地爬，摧残他那两条腿了。我们把车停下，他跳下车，我把煤袋拖到边上，放在他的肩膀上。有些人家门口有空地，你可以把车上的板门一拉，直接把煤袋倒空，这很方便。有一些人家有很长的后院，汉农先生只好忍受着双腿的疼痛，把煤袋从车上扛到后门前的小棚子。啊，老天，弗兰基，啊，老天，这就是他惟一的抱怨了。他爬回车上，让我拉他一把。他说要是有辆手推车就好了，可以用它把煤袋从车上运到人家里，那可就有福了，但一辆手推车得花掉他两周的薪水，谁买得起呢？

    煤送完了，太阳出来了，平板车也空了，马都知道它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坐在平板车上向前看，马一颠一颠地走过恩尼斯路、香农河桥，来到码头路。汉农先生说送了十六袋一百磅重的煤和泥炭的人，应该喝上一杯啤酒，给他帮忙的小男孩也该来一瓶柠檬水。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学，不要像他那样拖着两条烂腿，没完没了地出体力。要上学，弗兰基，离开利默里克和爱尔兰。这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可以去美国、澳大利亚或随便哪个大国家，看看一望无际的景象。世界是广阔的，你可以进行一番伟大的冒险。若不是这两条腿，我就跟其他的爱尔兰人一样，跟你父亲一样，去英国的工厂赚大钱了。不，不能跟你父亲一样。我听说他把你们弄得走投无路了，嗯？我不明白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撇下妻子和孩子一走了之，让他们在利默里克的冬天饥寒交迫？上学，弗兰基，上学。读书，读书，读书，趁你的腿还没有烂，大脑还没有完全崩溃，赶快离开利默里克。

    马在路上“嗒嗒”地走着，我们到了煤场，喂它吃了草喝了水，给它刷了刷毛。汉农先生一直在跟它说话，称它为“我的老草王”。这匹马打着响鼻，在汉农先生的胸前蹭来蹭去。我很想把这匹马带回家，让它待在楼下，我们住在楼上的意大利。不过，就算我能把它弄到屋里，母亲也会冲我大嚷：这个家里最最需要的不是一匹马。

    从码头路回来的街道太陡了，汉农先生带着我没法骑车，我们便下车走路。他的腿一直在疼，费了很长时间才到亨利街。他一会儿靠在自行车上，一会儿在人家屋外的台阶上坐坐，咬着烟斗玩。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一天工作的报酬，要是我拿着汉农先生给我的一先令，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进家的话，妈妈可能会让我去利瑞克电影院看场电影。现在已经走到南方酒吧

    的门口，他叫我进去，说不是答应了让我来一瓶柠檬水吗。

    帕姨父正在酒吧里坐着，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黑。他旁边坐着比尔。盖文，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白，大口喝着黑啤酒。汉农先生招呼说：你好吗？说着，在比尔。盖文的旁边坐下。酒吧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老天啊，酒吧伙计说，瞧瞧那儿，两个煤球跟一个雪球。酒吧里各个角落的人都拥过来，看着这两个黑炭人中间夹着一个石灰人。他们想请《利默里克导报》的人来拍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