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除了我在大学里求学的时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这场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我总是跟爸爸一起去观看的。妈妈一辈子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表现得很专横，她在多年以前就声明不再参加这项例行的重大活动了。“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这样对爸爸说的，“再说坐在那里我的脚冻得受不了。” 

大赛在坎布里奇举行时，我们的晚饭就在波士顿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奥伯餐馆里吃。如果决战的地点在纽黑文，爸爸总喜欢上凯西饭店去吃一顿——这家馆子虽然没有那么古色古香，烧出来的菜倒是比较出色。今年我们就坐在这凯西饭店里，球赛已经看完，我们母校的代表队今天输了个7：0。比赛一点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没有多少可谈的。这就很可能要谈及体育以外的一些话题。我打定主意决不提起玛西。 

“遗憾哪，”爸爸说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输了一场橄榄球，”我已经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对爸爸的看法总要采取对立的态度。 

“对方马西的传球今天还不算发挥出色呢，”爸爸说。 

“哈佛防传球还是有两下的，”我说。 

“是啊。你说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们点了龙虾。这个菜做起来是很花时间的，何况今天顾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挤得满满当当，尽是些醉醺醺的耶鲁货。有如一群哇哇乱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欢呼胜利，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的彪炳战功大唱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水的份儿。） 

“你平时……也出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筋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偶尔出去走走，”我说。 

“那就好，”他说。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种不自在的样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口气听得出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他难道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请只管说吧，”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队都奉命进入了阵地。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我脑子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头：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马上接口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道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他这话头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色”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我们家公开亮出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说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道。 

“那可是个飓风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奥利弗。” 

他所喜欢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眼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股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欢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头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精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就曾这样说过。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四哩，”我当时就这样说，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记得的。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满了六十八岁我就得退下来了。” 

两人好半晌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顿中心区安静的大街上，看这街道的气派确实不愧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们真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奥利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