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接受了环钻手术，切除了一个脑肿瘤。11日，他给玛德莱娜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他经常写一些简短的信件，随时告知她病情的发展情形。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来探望他时，他恳求她不要来。他要求她写信告诉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个星期不超过一封信。他请求她给他寄回他的炮兵手记、一本诗集《炮车》、玛丽·洛朗森的两幅水彩画，以及他过去托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对待玛德莱娜同对待路易丝一样：收回属于他的以及他给出去的一切东西。

    不久，玛德莱娜也离开了阿波利奈尔的生活。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来莫里埃别墅看过阿波利奈尔，而且不久以后取代了玛德莱娜在他身边的位置呢，还是如同他在最后一封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变得“更加容易发脾气”了呢？总而言之，从他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他身穿挂着6月份颁发的战争勋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头几个星期缠在头上的绷带，换上皮质船形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换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了。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为吃惊。但他并不高兴，整日闷闷不乐，他周围处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前线的苦难相距甚远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还是将要回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里去，将加入这样的生活，也将去参加五彩缤纷的活动与宴会。但遗憾的是他只能坚持到战争结束：一共还仅仅能在人世间再生存27个月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伪装的艺术

    隐藏战争是立体主义者们的杰作，或者说也是他们对祖国的回报。

    让·波朗

    1916年2月，阿波利奈尔写信给玛德莱娜，向她报告一个好消息：他有了一套新军装。但他对新更换的军装不是东方人的土黄色，而是把原来颜色鲜艳的上衣和裤子换成海蓝色很不满意。如果是“迷彩”服就更好了，因为那样可以同大自然混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其实最初产生于毕加索。一年之前，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写信，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观点：哪怕是被漆成灰色的大炮，敌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如果想隐藏它们，必须在形状上下工夫，再配上如同戏剧中小丑的服装那样五颜六色的鲜艳色彩。

    阿波利奈尔在《被谋杀的诗人》中描写了贝宁鸟（毕加索）如何隐藏重炮。据格特鲁德·斯坦说，一天，一支受检阅的军事方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经过时，这位贝宁鸟高兴地喊道：“这是我们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