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