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许多。他准时到达了报告会大厅。对报告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那些头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阔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着他。报告人背对着她们，首先脱去外衣，接着松开裤子背带，脱掉衬衣和裤子，转过身来，开始辱骂第一排的人，接着辱骂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后被警察关进警车拉走，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担保金后，他才被放出来。

    接着，克拉万去了加拿大，又乔装打扮成一名妇女从加拿大逃跑，接着被一只开往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渔船作为技工雇用。后来在墨西哥城开了一家拳击培训学校，最后娶了美国作家米娜·洛伊之后，就消失在墨西哥湾的大海中杳无音信了。

    至于杰克·约翰逊嘛，从那次以后，没有人在拳击场上再见到他。

    桑德拉斯虽然一直承认阿尔蒂尔·克拉万有“巨大”的创作诗的才能，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克拉万在战争爆发前夕离开法国的逃兵行为。桑德拉斯同样不能原谅在纽约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欧洲吹起的战争风暴面前将他们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的形形色色的胆小鬼”。他们是一群“欧洲的逃兵、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立派的大杂烩”。［摘自1949年发表的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马塞尔·杜尚。他也许是中立的，但绝对是和平主义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他都是一个逃兵。

    他在美国做了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丑闻。

    他于1915年到达纽约，在到达纽约之前，他在纽约已经是臭名远扬。两年之前，他曾经是军械库展览中的欧洲明星。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8)曾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热崇拜……新闻界有人恭维他，将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将他架在地狱的火上烧烤。

    对他，这不是第一次。1912年在巴黎举办独立派绘画展的时候，他的立体派朋友们已经要求他摘下那幅画。格莱兹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们的两位兄长雅克·维龙和雷蒙·杜尚-维龙说服他们的小兄弟，放弃展出他那幅在设计上过于大胆的《下楼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们的谴责。马塞尔·杜尚服从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在立体派中金派的画展上展出。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参展作品，得到了他离开欧洲奔赴纽约所需的经费。他是因为心脏功能有一些缺陷从部队退役的。他承认自己身上缺乏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心里丝毫不觉得不安。当美国参战之后，他在法国军队中已经担任了六个月秘书。

    到达纽约以后，杜尚承认自己的艺术渊源：一点儿印象派、一点儿野兽派、一点儿立体派，对塞尚并不特别欣赏，但是特别喜欢莫奈，对马蒂斯十分尊重。1910年举办勃拉克绘画作品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卡恩维莱的抵制。

    然而，对杜尚影响最大的并非画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替身》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