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杂志《南北》是艺术先锋的喉舌的话，单从杂志的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这是人们从其内容上发觉出来的。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欧丹让男爵夫人（其惯用的两个化名：罗克·格雷与莱昂纳尔·皮厄）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直至1918年5月最后一期出版的漫长岁月中，为《南北》杂志的各期撰写的文章中均体现出了它是艺术先锋们的喉舌。尽管在勒韦迪和阿波利奈尔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前者批评后者过多地从事记者活动）、马克斯·雅各布和勒韦迪之间存在不和（后者无法接受前者自我宣扬为散文诗的发明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帮助该杂志方面却始终同心协力。

    1917年6月，法国作家、诗人与电影工作者让·科克托作为外部的合作者，经常匆忙来往，从外部帮助着达达运动。由于勒韦迪对《阅兵》的这位作者不信任，该杂志后来再未发表过有科克托签名的文章。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的文章大受《sic》的欢迎，却同样屡屡遭到《南北》杂志的拒绝，惟有马利奈蒂的作品例外，或许是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他参与发起的这一运动的过激行为有所保留（但这也未能阻止他在几年之后成为意大利1922年至1945年间法西斯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朋友）。

    然而，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新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都并非无名之辈：1917年3月，安德烈·布勒东；接着下一个月，特里斯坦·查拉；8月，菲利普·苏波；1918年3月，路易·阿拉贡；5月，让·波朗。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又同特里斯坦·查拉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勒韦迪加入了达达运动第三支部，阿拉贡、布勒东和苏波加入达达运动的第四、第五支部，后来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ribemont-dessaignes（1884—1974），法国作家，达达运动成员，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该支部。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同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合作，为他的杂志《sic》撰写文章。在该杂志中也出现了雷蒙·拉迪盖raymondradiguet（1903—1923），法国作家。以及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drieula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画家。签名的文章。

    这三份杂志中的一份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发行，另外两份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正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由他们这些文学艺术先锋签署的文章，是如何偶然地先后出现在这三份杂志中的呢？

    维系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南北》杂志创刊号的社论将此人尊为“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天地”的人，并且该杂志对他抱有衷心的敬佩与热烈的感激之情。此人到底是何人呢？他并非别人，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战友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德烈·布勒东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乳房》。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