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抛开他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感不谈，阿波利奈尔是害怕瑞士的新闻检查部门拆查来自外国或发往外国的邮件的恶劣行径吗？

    无论如何，这位极端敌视德国人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同勒韦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成为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勒韦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杂志社。然而，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这位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被列入了德国间谍的“黑名单”。当人们听说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尔什维克捣乱分子来往的事审问过查拉时，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

    阿波利奈尔尽管并不相信达达运动，但他还是再一次——尽管是间接地——充当了《伏尔泰酒馆》杂志那个圈子与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牵线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发现了《伏尔泰酒馆》杂志的第一、二期，证实了这种看法。

    布勒东与阿波利奈尔的首次见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点在阿波利奈尔刚刚做过环钻手术的巴黎瓦尔德格拉斯部队医院。阿波利奈尔年长，36岁；布勒东比他小，刚满20岁。布勒东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绿眼睛，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给自己从心底里敬佩的这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写过一封信，并且幸运地被允许去拜访他。

    布勒东于1915年2月参军。在炮兵17团度过三年之后，终因他手中的医学毕业证书而被调到南特的部队当护士。他选择医学并非因为他具有在此领域工作的天赋，而是应用了“排除法”。因为他觉得“惟有医生职业能够允许他从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动，例如从事他的写作工作”。［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以及1973年发表在《uge》上的《作家》］

    安德烈·布勒东是在南特的部队医院偶然遇见雅克·瓦谢jacquesvaché(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者。的，并且受到这位昙花一现人物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瓦谢。他英年早逝，于1919年仅22岁时死于吸毒过量。布勒东为瓦谢在当时那么严酷的时代中追求绝对自由的行为、坦荡的言行以及绝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倾倒。他从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随时变换——时而为轻骑兵，时而为航空兵——的军服在南特大街上溜达。每当遇见一个熟人，他便用手指着布勒东，说道：“请让我向您介绍安德烈·布勒东。”因为布勒东当时没有萨尔蒙那样高的名望。

    瓦谢只有一点与阿波利奈尔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布勒东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谢的关系密切，只是瓦谢经常火药味十足的言辞使诗人兼炮兵的布勒东无法忍受。在默兹大屠杀的前线度过三个星期之后，瓦谢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同未来超现实主义精明灵巧的击剑手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苏波一样，他过去也憎恨他在战争的旗帜下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并且出于与其他四个人同样的考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队。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所有领域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方能洗涤这一野蛮行径，真正实现纯洁的人类文明。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们觉得达达主义是少数几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更加接近瓦谢的思想，而与阿波利奈尔的思想稍有距离。此外，后来布勒东承认他将原来对南特朋友——雅克·瓦谢寄托的希望，全部转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但当他见到阿波利奈尔之后，面对这位伟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扫而光。

    阿波利奈尔是当时伟大的诗人，而崇拜狂布勒东，时而崇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时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后由于阿波利奈尔的魅力、影响、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目光中体现出来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脚下，声称：认识阿波利奈尔是上帝给予他布勒东“罕见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