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