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阿波利奈尔发起了高烧。他躺在卧室里无法出门。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玛丽·洛朗森为他画的一幅画。在那幅画中，他和马克斯·雅各布、毕加索在一起。阿波利奈尔感觉很不好，而且与以往的感觉不同。但他还是不想去医院，因为从头部受伤以来，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他害怕住医院。

    体温还在继续升高，大汗淋漓。雅克琳娜既担心又着急，但她不叫医生，他们在等待。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来了，毕加索也来了。走了，又回来了。他们去安茹街见了让·科克托，请他去通报卡马斯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也许是肺充血，也许是别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

    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人们认为这种病是西班牙海员从亚洲带回来的。实际上，它是远征军从美国带来的，并在欧洲迅速地传染开来。它比战争更快地将人们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为了疏散传染病人，法国的将军们在舍曼·代·达姆前线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巴黎，一批又一批的棺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至墓地，其中一具棺材里面躺着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天天与死神做伴时，从未害怕过死亡。而今看见死亡逼近时，他害怕极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一再恳求卡马斯大夫救救他。他始终搞不明白，他从炮弹堆中能捡回一条命，却逃不出一个小小微生物的魔爪！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他。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塞尔日·费拉特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室外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室内布满鲜花。1918年1月9日下午5点钟，死神慢慢地逼近巴黎圣日耳曼大街202号。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身穿军官制服，军帽放在身边，安详地躺在床上。战争就要结束了。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伤员达2000万。身上覆盖着三色旗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送往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国土保卫军第237团的一个排来向他志哀。科斯托维斯基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毕加索紧跟着灵枢，他身后依次是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布莱斯·桑德拉斯、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保尔·福尔、让·科克托、费尔南·莱歇、梅景琪、雅克·杜塞、保尔·莱奥托、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拉希尔德、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纪尧姆……以及其他许多人。停战协议在两天前签署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的口号欢庆胜利。

    举行葬礼的当天晚上，巴勃罗·毕加索离开吕苔里雅公馆，返回他原来居住的房子，整理好自己的衣物。第二天，他给格特鲁德·斯坦发了一封信，告知她说他将搬到拉博埃蒂街居住。他再次跨越塞纳河，从塞纳河的左岸再次回到了塞纳河的右岸。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1

    基基：蒙巴那斯女皇

    基基？人们视她为蒙巴那斯女皇。这是她应得的称号。

    安德烈·萨尔蒙

    冰冷的阳光高悬在停战后的巴黎上空。参军上前线的人们复员了，游客来了。最先到达的游客是随同远征军来欧洲参战的美国人。战争时期，他们发现了法国。停战后，他们脱掉军装，换上便装，作为游客来到法国。

    蒙巴那斯的新老小酒吧生意兴隆。巴那斯酒吧就是一例，它甚至可以同罗童德相媲美。

    利比翁老爹闷闷不乐地观察着这一切。令他烦恼的并不是酒吧之间的竞争，而是战后当局的所作所为。他们屡次对他罚款，数次勒令他关门：最初是因为开小差（或者自称为开小差）的士兵在他的酒吧里喝酒；接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常来他的吧台停留，例如基科因，他被检举同俄罗斯革命派有联系；现在是因为吸烟的顾客过多，因为利比翁购买好像是走私来的黄香烟送给他最穷的客人吸了几口。有人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利比翁就威胁说要出售香烟，而且他果然出售了。于是，一切都完了。

    利比翁老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曾经见过她同苏丁在一起。他认出了她，因为她头上戴一顶男士的大礼帽，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破旧披肩，脚上穿着一双过大的鞋。这是一个年轻姑娘：最多不过18岁，皮肤白净、黑色短发、长相秀美、聪明活泼，从她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中都看得出她为人直爽，甚至肆无忌惮。然而，这一次，当基斯林转过身去大声地问利比翁老爹“这个新来的婊子是谁？”时，她却出奇地一声没吭。

    她只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火柴，划着，吹灭火焰，用黑灰细心地涂抹着她的左眉。

    “喂，这个婊子到底是谁啊？”年轻姑娘仍然一言不发，等着基斯林将在头脑中仔细酝酿出的新的辱骂劈头盖脸地向她泼来。果然不出她所料，波兰人使用“热尿”、“娼妓”、“老梅毒”及其他笑料词语咒骂她，惹得整个酒吧都大笑不已。那个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如此臭骂一通之后，画家基斯林又雇用这位姑娘为他做绘画模特儿长达三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