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杜尚第一个离开纽约返回巴黎。曼·雷在凑够旅途费用之后，将他的油画作品和一些达达派东西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带着它登上横跨大西洋的渡轮，紧随他的朋友杜尚之后，也来到了巴黎。杜尚为他在巴黎帕西区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后来特里斯坦·查拉也下榻在了那家旅馆。这样一来，曼·雷就与巴黎的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有了频繁的接触，并且同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波、德斯诺斯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天，苏波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曼·雷从纽约带来的摄影作品组织一次摄影展。在为这次摄影展印发的宣传材料中，达达派介绍曼·雷是一位煤炭商人兼口香糖大王，而且是非常擅长摄影的大富翁。人们不认同拥有这些头衔的摄影师，那次展览未卖出任何作品。于是曼·雷改变策略，开始拍摄毕卡比亚的油画，接着拍摄科克托等一些名人的绘画作品。于是，他立即就名扬四海了。

    曼·雷在1921年遇见一位年轻女子。她成为他的第一位摄影模特儿。她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内，给蒙巴那斯的整个艺术界带来了重大的启迪与灵感。当时摄影师曼·雷在俄罗斯人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陪同下，正在瓦万街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旁边的一家酒馆闲聊。酒馆里人很多，十分拥挤。大战之后该酒馆的常客基本上全都来了：生活不十分拮据的画家、美国作家、瑞典舞蹈家、大批的模特儿、波兰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科克托、从美国回来的朱勒·帕森、一个印第安人头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装扮成牧童、一位鼻子上挂个窗帘圈的保加利亚哑巴，还有一些人化了装，男人赤脚、女人裸露，都准备着要跳舞。远处的一张桌子旁，两位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女子在大声地喧哗。其中一人就是基基，她正在为酒馆服务生以她没有戴帽子为由拒绝为她服务而气愤得暴跳如雷。那位服务生态度温和，但非常坚决与果断。她争辩说酒馆不是教堂，谁想来就来，无论谁来，都应该服务。她接着说：“给我上一杯草莓葡萄酒，给我的朋友也上一杯。”服务生退让了，去叫来了老板。

    老板说：“没有戴帽子，就有可能搞混。”

    “跟谁搞混，同美国女人吗？”

    美国女人都有权进酒馆，不戴帽子也可以进。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戴帽子，人们有可能认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婊子！”

    基基一听，气愤得蹦了起来。一只脚（赤脚）踩在椅子上，另一只踩在桌子上，用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嘲笑口吻、既尖又高的嗓门大声地辩解说她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省，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是私生子，富有魅力，但她从来不拿自己的魅力卖钱花。接着，她发誓无论她还是她的朋友，永远不再来这家酒馆。说完，跳下桌子，边用手甩掉周围布置的布帘，边嘴里气哼哼地嚷嚷着：“没有帽子，没有鞋子，也没有裤子！”边朝酒馆外走去。

    此时，曼·雷向服务生方向伸出一只手，玛丽·瓦西里耶夫叫两位女子留步。曼·雷说：“请给两位小姐上两杯酒。”

    “请到我们这里来坐吧。”玛丽对那两位女子说。

    基基顺从地坐在他们的旁边。

    “她们是同你们一起的？”服务生问。

    “是的。”曼·雷回答说。

    “因为我无权为单独的女人服务。”

    “……除非她们戴着帽子。”基基纠正他说。

    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几个时不时地碰碰杯，不紧不慢地喝着，聊着。在这家酒馆喝完，又到另一家酒馆。接着又去了一家餐馆吃饭。在餐桌上，他们接着开怀痛饮。

    “你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醉醺醺的玛丽和基基歇斯底里地大声嚷嚷道。

    “咱们的美国朋友是个大富翁！大富翁！”

    接下来，他们去了电影院，正在上演的影片是《茶花女》。

    两位女子坐在大富翁的两侧。基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痴迷得像个孩子。而曼·雷却在寻找她的手。他找到了，并且紧紧地抓住它。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抽走她的手。

    离开电影院时，曼·雷对基基说非常希望能够为她画像，但因为由于心情十分慌乱，可能画不好。她回答说：她已经习惯了，所有为她画像的画家，第一次都出于同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我向你提个别的建议。让我为你照相吧。”

    “这可绝对不行。”基基喊道。

    然而，第二天，她自己来到了曼·雷住的旅馆，径直地上了他的房间，并且进门就将衣服脱得精光：她要求他为她拍摄裸体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