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布勒东和城堡街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电影院开门。街上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着雨，行人人手一把雨伞。布勒东特别讨厌雨伞，尤其是当雨伞挡住了他去路的时候。此时，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个路人的雨伞，双臂一伸，不费吹灰之力将伞折成两节。普雷韦看见很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折断了另一行人的雨伞。德斯诺斯也不甘落后，折断了第三个人的雨伞。接着，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尔边走边夺过行人们的一把把雨伞，全部照此办理……群众被激怒了，责骂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佩雷带头动起手来。很快警察赶到，结果显而易见：事件平息了，但看电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韦、杜阿梅尔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滨。普雷韦在用创作讽刺词的方式搞了一些恶作剧之后，他躲进了一家酒菜丰盛的餐馆。上甜点的时间到了，他敞开所有的窗户，咒骂聚集在餐馆前广场上的农民。只因他的运气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几天之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顿。

    在周围邻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号是一个妓院，否则，整天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作何解释呢？

    白天，住在54号的人都不工作，他们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电影院和剧院。据说德斯诺斯每天去一次电影院，普雷韦也一样，因为他的弟弟皮埃罗是塞纳河右岸电影院的放映员，可以放普雷韦和他的朋友们免费进去。有许多电影他们都反复看了无数遍。晚上，他们回来阅读乔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书——《眼睛的故事》。

    他们一起住的人总是很多。以三个人的名义租的房子里常常住十五六个人。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听美国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烟，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纸片。他们轮流传递一张纸片，每人都背着其他人在纸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折叠好，传给下一个人。一圈结束后，另取一张重新开始。这种小纸片游戏是查拉发明的，而普雷韦赋予了它文化内容：正是他给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开头：

    老鞋也将走出新路。

    画家和诗人们经常组成小组做游戏：有时曼·雷、米罗、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有时布勒东、杜阿梅尔、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他们中的诗人时而也拿起画笔搞绘画创作。

    他们在一起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光明》杂志比较接近。该杂志由亨利·巴比塞henry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创办于1919年。1924年，它的革命立场已经变得更加彻底。乔治·格罗兹georgegrosz，祖籍德国的美国画家。1919年时为柏林的达达运动成员。曾经说过：在这个“智力贫乏，甚至几乎要崩溃”的国家——法国，光明社这支小小的政治队伍是彻底革命的惟一希望。“人们习惯性地经常视为最佳人道主义预言家的罗曼·罗兰是一位与赫里欧edouard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场同样温和的彻底革命家。”后来，该杂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左派的机关报。而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