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们的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爱热闹，主张绝对自由、不拘泥于原则、不关心政治路线，比较灵活，不赞成动辄开除成员的做法。城堡街一侧，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续的时间较长。金钱的困惑、思想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限制了超现实主义派的腾飞，但在德斯诺斯和普雷韦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精神。而布勒东常让人想起马蒂斯，哪怕是当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时候，也不失他的庄重与沉稳。

    蒙巴那斯的超现实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喷泉街的超现实主义派融合，是因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派是以普雷韦为首的放荡不羁的赖学生为王，而喷泉街一侧是由他们中间严肃的好学生当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3

    算总账

    ……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