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henrilandru（1869—1922），谋杀十名妇女和一名男孩的法国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支持萨科和王择蒂nicolasaccoetbartolomeo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大游戏派的第二天，里伯蒙-德萨涅发出一封信，宣布塞纳河右岸的超现实主义喷泉派同塞纳河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断绝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们在审判中表现出如此冷酷的激情。

    1930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顿他所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则，同时抨击背叛运动、腐败堕落了的“懦夫、伪君子和机会主义者”。

    当时，人们就知道马松十分嫉妒马克斯·恩斯特和毕加索，同阿尔托一样，他也缺乏“社会弃权主义”；人们对德斯诺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怀疑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纳维尔（其父亲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传；人们猜测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莱里斯马上会受到惩罚，因为前者创办了一家竞争性杂志《文献资料》，后者担任该杂志的编辑秘书，他们二人都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叛徒德斯诺斯、普雷韦、马松、兰布尔等人的文章开了绿灯。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说：维特拉克为剧团写的东西中“充斥着一些十分肮脏的思想”，兰布尔的笔锋中带有“文学中惯用的献媚取宠、卖弄风骚”，苏波只不过是个“整天围着大老鼠打转转的小耗子”的“无耻之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

    总之，布勒东对属下的谴责面面俱到，甚至信口开河，讽刺挖苦侮辱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反击布勒东，里伯蒙-德萨涅、维特拉克、兰布尔、莫里斯、巴龙、莱里斯、凯诺、布瓦法尔、巴塔耶、德斯诺斯和普雷韦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一具死尸》的小册子，对安德烈·布勒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实际上，布勒东只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许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专业知识分子于死地，能随时将他们送进监牢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