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莱特是位于东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小村庄。与他在几年前到戈索勒一样，毕加索于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莱特。毕加索在那里的果园、农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刚去时，他住进了旅店，后来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从巴黎南下来到这里，接着费尔南德也来了。每天晚上，毕加索与他们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时间内，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重新找回了一点儿原有夫妻间的和谐气氛。毕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时一样，每天搞绘画创作。如果如此坚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时，他的绘画技巧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然而，他们在这里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来、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打断了。

    1906年毕加索匆忙离开戈索勒是因为伤寒传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离开塞莱特却是因为《巴黎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盗。8月29日，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报纸上承认是他盗窃了卢浮宫博物馆的三个小雕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匆忙打点行装，火速赶回巴黎。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

    毕加索同这位热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这是一位比利时冒险家，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秘书。诗人阿波利奈尔是在担任《食利者指南》记者期间同他相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毕加索。1907年3月，毕加索用50法郎从他手中买下来自卢浮宫的两个用石头雕刻的古伊比利亚头像。当时的卢浮宫博物馆像个漏勺，你拿，他也拿，无人管理。那里的艺术珍品流失了许多。弗朗西斯·卡尔科说过：罗朗·多热莱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该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摆放了数个星期，无任何人发现。有一天，毕加索本人心血来潮地对玛丽·洛朗森说：“我要去卢浮宫，你想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

    事情或许不会像布莱斯·桑德拉斯描绘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向来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和肆意编造的毛病。他说：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是一位乐天派，说话干事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赌：如果他从卢浮宫博物馆盗出一件珍品，就赢一瓶香槟酒。他的办法是将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处同警卫握一下手，就能顺利地通过。于是，热利-皮埃利特经常到博物馆去。

    但不管怎么说，诡计多端的热利-皮埃利特让给毕加索两个头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蒙娜丽莎》丢失之后，他又以150法郎的价格向《巴黎报》出售了一尊头像（这与提议出资50000法郎回收《蒙娜丽莎》的代价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该报在将头像交回博物馆之前曾将其大张旗鼓地展示，为该报作了一次免费而收效甚佳的广告宣传。看起来很显然，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前秘书也承认是他盗窃了《蒙娜丽莎》。《巴黎报》发表了一篇煽风点火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博物馆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尔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蒙娜丽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不休话题。”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批评卢浮宫的保卫工作说：“卢浮宫的门卫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馆还要糟糕。”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盗窃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