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法官问。

    “不认识。”巴勃罗·毕加索郑重其事地回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椅子上打了个嗝儿。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毕加索重复道。

    但是，过了不久，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推翻他刚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尔完全乱了方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办公桌后稳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捏在自己手心的这些可怜的羔羊，他们被吓得如同天要塌下来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不知所措。他决定打发一个回家，送另一个回监牢。

    同一天，热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奥尔么桑（阿波利奈尔在诗中使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写信给司法部，证明被关入监狱的阿波利奈尔无罪。

    在此期间，巴黎在骚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在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带领下，左手举着要求释放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请愿书（秋季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弗朗兹·儒尔丹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右手高举着种族主义报纸，跟随由莱昂·都德léondau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无耻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起诉。”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诉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起诉。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