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利奈尔不喜欢其他一些画家，也许是因为毕加索不喜欢那些人，也许是因为这些艺术家根本不参与这种引起纷纷议论的新兴艺术。例如凡·东根更喜欢珍珠色的圆棱角的几何图案，而不喜欢立体主义直棱直角的图案，于是他受到了《强硬派》报的严厉谴责。

    1910年，阿波利奈尔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凡·东根先生的画表现的正是患有肠炎的被当今资产阶级称做大胆的东西。”

    几个月之后，他又说：“凡·东根先生的思想言行更加平庸乏味……”

    1911年，他批评凡·东根成为只展出一些“小招贴”的“老野兽派人物”。又过了两年，他的画作在评论家们看来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阿波利奈尔讽刺弗拉芒克说：“他劳神费心地画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些名片似的小招贴。”1907年，他评论马蒂斯时恶狠狠地说：“亨利·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完全是毕加索的影子。

    一旦涉及毕加索，一切都变得十分简单。阿波利奈尔从不抨击毕加索。他不喜欢他的时候，就不对他作任何评论。他在“洗衣船”见到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时，与勃拉克、德朗以及其他一些参观者一样，也不喜欢这幅画，他对新兴事物的敏锐感突然失灵了、瘫痪了、消失了。面对无人能够接受的画作，他一言不发。从1910年起，他恢复了维护其朋友声誉所必需的勇气，重新擂起战鼓，再次将毕加索抬上了他认为理应归他的宝座：最优秀的画家。

    在西南发行的一份杂志上，他发表了题目为《诗》的文章，报道秋季艺术博览会。在该文章中，阿波利奈尔首次使用了“立体主义”，批评记者们从参展作品中觉察到画家们在“造型艺术中的形而上学”，例如让·梅景琪。阿波利奈尔本人认为“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

    《强硬派》报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受到阿波利奈尔攻击的受害画家的申诉信，而且数量愈来愈多。编辑部分别回信纠正，但反过来又伤害了评论员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援引证据回击抱怨者。编辑部最后只好调整该专栏的位置，将阿波利奈尔安置去做不太显眼专栏的作家。于是，阿波利奈尔辞去《强硬派》报的工作，去了《巴黎报》。

    他不是波德莱尔，毕加索也不是他的德拉克洛瓦。在他的老大哥毕加索创作绘画作品《沙龙》六十年之后，阿波利奈尔无疑希望能进行如同《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要求的那样客观的、充满激情的主观评论，但是他无力进行深入的批评。人们极少看到他的手能够写出如同波德莱尔签名的《荒漠中的小姐》、《马克·奥莱尔的遗言》或者《欧仁·德拉克洛瓦》那样十分细腻的文章。

    阿波利奈尔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也常常赞同他人的意见。读者的意见经常十分合情合理，但他从不会赞同他们的意见。他常常赞同亲人或朋友们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往往不甚合理。他常常根据他的同志们的兴趣或好恶改变自己的观点。更加严重的是，他可以根据与他人的友谊或知己程度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简而言之，毫无疑问他是同伙伴们交往之王。但这也给他造成新的问题。

    1911年，立体主义画家们在独立派绘画作品展的第41号展厅内重逢时，阿波利奈尔精神振奋、情绪激昂，为“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的画家们”辩护。于是，他创立了一个运动，而在此运动的两位创始人勃拉克和毕加索的心目中，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他至少承认，他们两位中的一位在该运动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地提到这一点。但勃拉克和毕加索都反对他的意见。不久之后，卡恩维莱郑重宣布立体主义是一个艺术流派，勃拉克、格里斯、格莱兹理所当然属于这一流派，玛丽·洛朗森的某些作品也属于这个流派。请勿忘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劳内、费尔南·莱歇、梅景琪、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阿尔西邦科、勒·福柯尼埃以及吕克-阿尔贝·莫罗都受到了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赞扬。

    阿波利奈尔昏头昏脑、晕头转向，始终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他过分地爱他人，过分地付出，但很少能够辨别清楚好坏和是非。他在毕加索和仇视毕加索的德劳内夫妇之间，在毕加索和毕卡比亚（他是他们那一帮中最富有的人，并出资发表了《美学沉思录》）之间摇摆不定。为讨好毕加索、勃拉克和卡恩维莱，他努力同他日渐看出已形成一个体系的人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已经晚了，好坏已经成为事实。阿波利奈尔尽全力保护了好像是一个运动或一个流派的年轻艺术。据弗拉芒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