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商卡恩维莱希望勃拉克和毕加索要求他们的诗人朋友明确自己的立场。他们拒绝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同意画商的意见，但他们迁就诗人。

    刚刚在《法国信使》杂志社发表《酒精》（其卷首插图是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的阿波利奈尔得知卡恩维莱在挑拨离间时，立即提起手中的笔，回击道：

    ……我获悉您认为我对绘画的评论没有任何价值，这使我觉得您这个人十分特别。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单枪匹马地为画家们辩护（您是在我之后才认识他们的），并且是惟一为未来更好地理解艺术奠定了基础的人。而您却千方百计地打击我，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地道吗？

    ［摘自1988年皮埃尔·阿苏里纳的文章《艺术人》］

    画商对上述挑战的回答如下：

    我收到了您的一封奇特的信件。读着您的信，我考虑我是否该生气，但考虑的结果是：我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觉得十分可笑。

    ［摘自1988年皮埃尔·阿苏里纳的文章《艺术人》］

    在卡恩维莱看来，事情十分清楚：只有他在维尼翁街展出其作品，并将其作品卖到外国去的那些画家才是立体主义者，其他人一律是些蹩脚的追随者。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1912年，他与他的艺术家们都签了合同。原则非常简单：他根据预先确定的条件购买他们的全部作品。他要求享有专营权。价格按照规格的不同而不同。他付给德朗的钱比勃拉克的多，毕加索作品的价格比勃拉克高三分之二。毕加索同他进行合同谈判时非常仔细，逐条逐款地琢磨：画商享有三年他作品的专营权，旧作品以及他人预定的肖像除外；毕加索每年保留五幅油画和一些素描画；卡恩维莱购买其他全部作品，包括水粉画，每年至少20幅。

    画商签字了。他信任他的顾客，他相信他们都会严格信守合同。他的购买人已经不再仅仅是格特鲁德·斯坦或一群开明的法国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外国的收藏家也来到巴黎会见立体派画家。

    这些外国收藏家中的首位是俄罗斯的谢尔盖·朱可金。这位纺织工业家在莫斯科拥有图贝斯夸宫。他已经购买过一些德朗和马蒂斯的作品。马蒂斯还曾经专程赴莫斯科为他悬挂那幅《音乐与舞蹈》。他从卡恩维莱画廊购买的作品，在墙上悬挂在凡·高、莫奈、塞尚和高更的作品旁边。

    从1908年以来，朱可金对毕加索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很快，他就获得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红色时期和立体主义时期的最主要的作品（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的收藏品全部归国家，大大丰富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博物馆）。他的主要中间人就是卡恩维莱。

    卡恩维莱四面出击，同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惟独同官方绘画博览会无任何接触。他建议同他签有合同的画家们以毕加索为榜样，避免遭受陪同共和国首脑人物出入于大宫的评论家们的嘲笑与奚落。于是，谁想在法国找到勃拉克、德朗、格里斯和毕加索的作品，必须去找喜欢这些画家作品的收藏家，或者到维尼翁街的小小画廊，当然也可以跨越国界，到外国去。因为那时这些艺术家已经不再参加巴黎的官方绘画展，他们的作品都早已走出法国，去参加在柏林、科隆、苏黎世、阿姆斯特丹、伦敦和莫斯科举办的绘画展览。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熊皮协会的解散

    我们都将回到拉维尼昂街！……只有在那里才令我们心旷神怡。

    巴勃罗·毕加索

    1914年3月2日，星期一，他们在巴黎都奥特旅馆的第6、7号大厅。那里有记者、来自德国的画商、社会名流、好奇的旁观者和开明的绘画业余爱好者，如巴黎的社会党议员马塞尔·桑巴特。

    在人群中，人们认出了聚集在一起的毕加索卫队：马克斯·雅各布、卡恩维莱、塞尔日·费拉特以及欧丹让男爵夫人。“熊皮”协会的创办人德律埃特和伯恩海姆兄弟在第一排就座，拍卖估价员亨利·博督安和他的两位助手坐在他们的身后。他们都在等待拍卖仪式开始。他们的协会“熊皮”成立10年后的今天就要解散了。他们决定出售他们购进的全部绘画作品。从1904年以来，该协会成员每人每年交250法郎作为集体基金。他们根据预先共同制订的原则将用集体基金购买的绘画作品分给了每个人。今天他们除了各自收回多年缴纳的全部金额外，还领取利息，最低利率为3.5％。协会主席安德烈·勒韦尔将得到剩余金额的20%，作为给他工作的酬金。画家们分摊基金的剩余部分。当初创立该协会的宗旨并非投机，而是为弘扬现代艺术，接济贫穷画家们的生活。拍卖会宣传册的前言如下：

    十年前朋友们联合起来，目的是收藏绘画作品，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装饰他们住所的墙壁。由于过去的作品几乎难以寻觅，这些作品使许多人——其中大多数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的青年人——坚信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值得人们信任。他们觉得为追求新事物而冒风险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