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