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罗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馆里喝酒，在等待战争结束。远离祖国的难民们选择了蒙巴那斯作为临时栖身地，窥视、等待可能发生的革命。

    列宁住在阿雷西亚附近的马丽-洛斯街marie-rose，位于巴黎十四区。，马尔托夫、伊利亚·爱伦堡ilyaehrenbourg（1891—1967），苏联作家兼记者。（靠从事翻译和在巴黎给游客当导游维持生计）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里。后者接受了基辅一家报社（kievskayamysl）的建议，任该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托洛茨基于1914年11月底来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奥德萨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以后，搬到蒙苏里公园附近的穆谢海军上将街。除完成报社记者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由俄罗斯移民刚办起来的一份小日报的工作。在法国逗留了两年后，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去罗童德，也常去位于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处的巴蒂酒馆。传说阿波利奈尔大力宣扬该酒馆的酒好，有钱人都来这家酒馆聚会，却留下一堆赊账单。

    几年之后，这些俄罗斯革命家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一些讽刺漫画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罗童德遇见托洛茨基，后者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的绘画作品……但你应该画矿工、建筑工人和劳动人民！大力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大家都承认：不是因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的朋友（很长时间之后，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这位迭戈·里维拉），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才有时间从事艺术领域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有些聚会简直是难以令人想像的。试想一下，列宁、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这一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烟雾缭绕、充满乙醚气味的罗童德酒馆，右边莫迪利阿尼在呼喊着反军国主义的口号，左边赤身裹着件大衣的苏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远点，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纸板折叠制作成小小飞机，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进了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马克斯·雅各布到艺术家们泡时间的此类地方，还有点儿具有实际意义的事。

    1916年的一天，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推开门，进到罗童德。他向在那里的所有人讲述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当了一个月的救护车司机；在一个漂亮的花园中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妻子们中间待了三十天；由于伤员不多，他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他的诗作和手稿，为今后发表他的著作做准备。

    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谈到毕加索。他小声地抱怨他。因为爱娃患结核病数月之久，医治无效去世，毕加索正在服丧期间。他们少数几个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于是马克斯·雅各布不断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后，雅各布常讲一些无聊的故事，说他和送葬队伍中的马车夫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们都谴责他不知道自爱。

    毕加索对雅各布非常不满。马克斯为他付出那么多，现在他却十分痛恨马克斯·雅各布。

    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他坐在吧台、老板利比翁的对面，摇晃着他那系至脚脖子的飞行员皮鞋，笔挺笔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花花公子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