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几年前就认识了佳吉列夫，并且在1911年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见。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蓝色上帝》，由雷纳尔多·阿恩配乐，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于1912年5月演出了这部舞剧。

    从那时起，科克托心怀一个伟大理想：团结先锋派人物，给佳吉列夫提供他还缺的东西：让圣彼得堡剧团同画家合作。现在他成功了，这一合作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该轮到科克托出马了，他要成为新艺术甚至整个艺术界的总指挥。

    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科克托开始靠近立体主义。为此他必须会见阿尔贝·格莱兹，格莱兹将他介绍给金派艺术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识到那里与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经到了前线，他出人头地的时刻到了，他写道：“该夺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经开始揣摩他。让·科克托没有任何理由不浑水摸鱼乘机大捞一把，而这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归顺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这支队伍必须是与马克斯·雅各布、皮埃尔·勒韦迪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齐名的艺术界名人。于是，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努力奋斗了。他这位年轻人（当年他26岁）瞄准选中的对象下手了。每当有机会，他就给毕加索送点儿小礼物，例如香烟，也常常给他写一些至悲至惨的信件，例如：“我亲爱的毕加索，必须尽快地为我画张肖像，因为我快死了。”

    在爱娃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比较轻易地进了毕加索位于舍尔歇街画室的门。是埃德加·瓦莱兹帮的忙。诗人为此感叹不已：“我认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即刻进入你的领地，并且有资格用我的语言将它准确翻译的人。我认为咱们二人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需求却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从第一次拜访起，科克托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能够再去。因为和马克斯·雅各布一样，他已经知道毕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去罗童德酒馆与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帮立体主义画家交往。尽管他们衣着破旧，谈话枯燥无味，但总是用鄙视的目光看待穿着讲究、漂亮与雅致的人。他的梦想是得到一幅由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签名的绘画作品。为达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毕加索为马克斯·雅各布画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绘制手法与在同一年为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画的那一幅相似。这两幅画在瓦万街艺术家圈子里引起了犹如一枚重型炮弹爆炸产生的轰动：毕加索要放弃立体主义了吗？他要从事比黑非洲艺术还要古典的现实主义了吗？甚至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谈到此事。

    让·科克托想，既然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条……然而，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科克托在看毕加索在爱娃病危期间画的《丑角》(图46)的时候，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因为买下这幅画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向他透露过，毕加索对马戏脸谱情有独钟。

    科克托在柜台上放了一枚硬币，朝着利比翁微微一笑，以优雅稳重的动作从吧台前的高凳上下来，仔细拉平红裤子上的皱褶，右手捏紧紫色帽盔的系带，十分礼貌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表示再见之后，离开酒馆，去完成在他聪明的脑海中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计划。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公鸡与小丑

    我回到家。暴风雨很大，两天的时间内，我就失去了用两个月时间才获得的黑色。

    让·科克托

    让·科克托住在安茹街10号。他喜欢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维克多·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

    诗人站在他的男女崇拜者们中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想像着他的声音通过拖在地毯上的电话线蜿蜒曲折地传向对方，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摘自1994年发表的让·雨果的《回忆》］

    让·科克托正在这里向一批来访者们宣读他的诗作《好望角》。飞行员罗朗·加洛斯（rolandgarros）不仅为他的这首诗题了词，而且还为他创造机会，让他发现了在空中飞行的无限乐趣。

    诗人科克托站在一张崭新桌子的后面。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画出的花朵。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他朗读完诗作之后，征求在场听众的意见。波兰雕塑家西普里安·高德斯基的女儿米西亚·塞尔特是佳吉列夫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在戏剧演员罗兰·贝尔坦和画家瓦朗蒂娜·格罗兹的鼓励下，带头鼓起掌来。瓦朗蒂娜·格罗兹是让·雨果未来的妻子，正是她把让·科克托带入了蒙巴那斯艺术家的圈子里。身穿紧绷绷军服的军医安德烈·布勒东一言不发，科克托朗读结束后，他便离开了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