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这一场戏放在与紧接在k的咆哮之后所发生的， 作为这一章的结尾，嘲讽关系之中， 人们便根本不会懂得它。下面是随后一章的开始："k在后来的星期里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传讯；他不能想象他拒绝受审已被人们当真对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么也还没有接到，他便出于默契设想他被在同一幢楼同一时间里召审。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里。"

    阶段三：审判的社会化。k的叔父一天从乡下到来，听说了对他的侄子的审判。一件漂亮的事：审判再秘密不过，大家这么说，然而，却无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样出色： 没有人怀疑k是有罪这件事，社会已经通过了这一控告，并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许（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们准备看到愤怒的惊讶："怎么会指控你？到底是什么罪？"然而叔父并无惊讶。他只是想到审判对于所有亲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害怕。

    阶段四： 自我批评。法庭拒绝作出正式指控，为了面对法庭保卫自己，k最后便自己来找自己的错误。它藏在哪儿？肯定在履历表的什么地方："他要重新回忆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为隐秘的一切行为和一切事件，然后从各个方面去报告并研究它。"

    这种境况远不是非真实的：事实上，一个倒了运的普通女人也会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坏事？她会开始搜索她的过去，不仅检查她的行动，而且还要检查她说过的话和她的秘密的思想，为的是理解上帝的愤怒。

    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为这种态度创造了"自我批评"一词（法语中该词在1930年左右从政治意义上被使用：卡夫卡那个时候不用它）。人们对这一个词的使用并不确切地符合它的词源。不是要批评（从改正错误的意图出发将好与坏诸方面分开），而是找到错误，来帮助主告者，来接受和同意控告。

    阶段五：受害者与他的刽子手认同。在最后一章，卡夫卡的嘲讽达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 两位穿礼服的先生为k而来，带他到街上。他先是拒绝，但是马上对自己说："我现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论证的明确一直到最后……现在我应不应该表现出在一年的审判中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我应不应该像一个一窍不通的傻瓜一样走开？"

    然后他远远看见警察巡逻。 其中一个使他觉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们。这时，k主动地用力拽走两位先生，甚至和他们一起跑了起来，想躲过警察；有谁知道？警察会不会打乱或阻止等待他的执法？

    终于，他们到了目的地。两位先生准备着，要把他扼死，这时一个想法（他的最后的自我批评） 穿过k的大脑："他的义务应该是自己拿起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抱怨自己的软弱："他没能完全地经受考验，他没有能使官方摆脱全部工作；这最后一个错误归咎于向他拒绝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长时间被认为与自己认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个性在于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确定他们的行为。奇里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没在他自己的、被认为是自由最高表现的自杀哲学中。奇里洛夫：一个变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这样的个人意识形态的直接投影吗？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人物 ［特别是皮埃尔·别祖柯夫 （pierrebezoukhov） 和安德烈·波尔贡斯基（anadrebolkonsky） ］也有他们的很丰富、很发达的理智，但它是在变化中并有多种变化形式，以至于不可能根据他们的思想来给他们下定义，那些思想在他们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各为不同。托尔斯泰这样给了我们关于人是什么的另一个观念：一个行程；一条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个陆续到来的阶段不仅不同，而且经常代表对前面阶段的全面否定。

    我说"道路"，这个词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道路的形象让人想到一个目标。然而，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结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断的道路，带我们向着什么目标呢？的确，皮埃尔·别祖柯夫到了最后，达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后的阶段：他懂得了生活总是去寻找一种意义，为这个或那个事业去奋斗，是徒劳的；上帝无所不在，在整个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并且带着爱：于是，幸福的他钟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标达到了？达到顶峰，使得从后来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阶段成了简单的台阶？如果是这样的话，托尔斯泰的小说便会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讽，而接近于一种小说化的道德教训。在综述八年之后所发生一切的尾声里，人们看到别祖柯夫离开他的家和妻子一个半月，投身于彼得堡的一个半地下的政治活动。又一次，他要去为他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为一个事业而奋斗。道路没有结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