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爱抚我，安慰我——安慰我这个告诉她这话的人！她很会安慰人，伊万·彼得罗维奇！噢，我在她面前把心里的悲伤统统哭出来了，把所有的话都对她说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非常爱卡佳，但是我又说，不管我怎么爱她，也不管我爱什么人，反正我不能没有她娜塔莎，要不我会死的。真的，万尼亚，没有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感觉到了这点，真的！因此我们决定立刻结婚；可是由于动身前没法办这事，因为现在是大斋期①，投入主持婚礼，只能等我回来以后再说，那就要到六月一号了。父亲会同意的，这毫无疑问。至于卡佳，那没什么！要知道，没有娜塔莎我活不下去……我们结婚后，我就跟她一起也到卡佳那儿去……”

可怜的娜塔莎！要安慰这个大孩子，坐在他身旁，听他坦白，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硬向他这个天真的利己主义者编造出很快就要结婚的神话，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啊！阿廖沙果然心安理得了几天。他也常常跑到娜塔莎那儿去，其实他去找她，无非是因为他那脆弱的心无法独自承受这忧伤。但是，当分手的时刻已经越来越逼近的时候，他又惶惶乎不可终日，又眼泪汪汪，又跑到我家来，向我哭诉他内心的痛苦。在最后几天，他对娜塔莎更是恋恋不会，一天也离不开她，更不用说一别就是一个半月了。话又说回来，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完全相信，他只离开她一个半月，等他回来后，他们就举行婚礼。至于娜塔莎，她也完全明白，她的整个命运正在起变化，现在阿廖沙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她身边来了，而且势所必然，再也无法挽回了。

就在娜塔莎告诉我，她知道阿廖沙要动身的当天（这是在我跟公爵谈话后大约一周），他绝望地跑来找我，而且趴到我胸脯上，像小孩似的痛哭失声。我默然等待着，看他究竟要说什么。寻找安慰。我愿意这样；不这样，我非愁死不可！

分手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娜塔莎有病——面色苍白，两眼布满血丝，嘴唇枯焦，她间或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间或迅速而又令人心碎地膘我一眼，她不哭，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当传来阿廖沙进门时发出的响亮的声音，她猛地浑身发抖，抖得像树上的一片树叶。她蓦地满脸通红，犹如一抹夕照，她急忙向他跑去；她像抽风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笑……阿廖沙定睛看着她，有时候又担心地问她是否不舒服，安慰她，说他不会离开很久的，等他回来后就举行婚礼。娜塔莎分明在努力克制自己，把涌上来的眼泪硬压下去。她在他面前一直没哭。

曾在旷野守斋祈祷四十昼夜），然后庆祝复活节。但是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简直没法辨认他到底写的什么。使我们最懊恼的是那些知道我们秘密的亲朋好友的多管闲事。但是我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到末了，娜塔莎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来。

有一次他说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应当给她留些钱，让她不要担心，因为父亲答应给他很多钱在路上花销。娜塔莎皱起了眉头。当留下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为她准备了一百五十卢布，以供不时之需。她也没问我这钱是从哪来的。这事发生在阿廖沙离

①即复活节前的四旬斋，规定基督徒要在四十天内进行斋戒（因耶稣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祈祷四十昼夜），然后庆祝复活节。

她说什么了？”你就让我把这一大摞文书拿起来一忽儿吧，我得擦擦这桌上的土。’他哪让呀，又是嚷嚷，又是挥手：他在这几彼得堡性子变得可急啦，动不动就嚷嚷。这时，我走到桌旁，开始寻找：他刚才写的文书是哪张呢？

开的前两天和娜塔莎跟卡佳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前一天，卡佳让阿廖沙带来一封短信，信中请娜塔莎允许她明天亲自登门拜访；同时她也给我写了几句话：请我在她俩见面的时候务必在场。

当留下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为她准备了一百五十卢布，以供不时之需。她也没问我这钱是从哪来的。这事发生在阿廖沙离 两眼布满血丝，嘴唇枯焦，她间或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

我拿定主意，不管有什么事耽搁，十二点钟（卡佳约定的时间）一定要待在娜塔莎身旁，可是麻烦事和不得不耽搁的事还真多。内莉的事就甭说了，近来伊赫梅涅夫家的两位老人还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这些麻烦事还在一星期前就开始了。有天上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派人来找我，说有一件刻不容缓的非常重要的事，请我立刻放下一切，火速赶到她那儿去。我走到她家，又遇到她一个人：她激动和恐惧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心惊胆战地在等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回来。跟往常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从她嘴里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担心什么，与此同时，显然，每分钟时间又那么宝贵。她一直暗暗叨叨和与事无关地责备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们，把他们孤苦伶什地撇下，独自个伤心”，以至于“只有上帝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说完了这一长串话以后，她才告诉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最近三天来一直非常激动，激动得“没法说啦”。

“就像换了个人，”她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每到半夜就偷偷地瞒着我，跪在圣像前祷告，睡着了就说胡话，醒来后就疯疯颠颠；昨天我们喝菜汤，汤勺就在他身旁，他硬是找不到，问他什么事，也答非所问。他经常出门，说什么他‘出去有事，必须找一下律师’；最后，也就是今天上午，他又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说什么‘我要为打官司的事写价必需的文书’。哼，我心想，连放在餐桌旁的汤勺也找不到，你还能写什么文书呀？然而我往锁眼里一看呀：他坐在屋里写字，边写边哭，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我想，他到底在写什么状子呢？该不是舍不得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吧；这么说，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全完啦！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霍地从桌旁站了起来，把钢笔使劲往桌上一摔，满脸涨得通红，两眼发光，一把抓起帽子就跑了出来，他对我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说话就回来。’他说完就走了，我立刻走到他的书桌旁；桌上放着一大搭有关我们这场官司的文书，平常，他是不许我碰这些东西的。我曾经多次求他：‘你就让我把这一大摞文书拿起来一忽儿吧，我得擦擦这桌上的土。’他哪让呀，又是嚷嚷，又是挥手：他在这几彼得堡性子变得可急啦，动不动就嚷嚷。这时，我走到桌旁，开始寻找：他刚才写的文书是哪张呢？因为我很有把握，他没把它带走，他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塞到别的文书下面去了。瞧，就是这张，小老弟，伊万·彼得罗维奇，这就是我找到的，你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