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大家相帮这位误入歧途的学生重又踏上了正路。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显然已可纳入正常轨道之时，克乃西特开始以简短的交谈对他施加直接的教育影响，逐渐消解这位青年的妄想；把已故大师当作偶像进行崇拜，这种行为在卡斯塔里既不受尊重，也不会获得许可。但是彼特洛斯表面看来似乎已经痊愈，但实际上始终未能克服重返蒙特坡的畏惧心理，于是他只得到华尔采尔一所精英学校去担任低年级的音乐教师，从此他就一直颇为受人尊敬。

关于克乃西特在治疗和陶冶精神和心灵方面所做的工作，实例颇多，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那种温和品性的巨大感化力量，许多青年学生就像当年克乃西特受老音乐大师教化一样，因克乃西特而体验了真正的卡斯塔里精神。所有这些感化人的例子都表明克乃西特在性格上毫无毛病，是一个十分健康和平衡的人。然而他竭力关心帮助那类具有危险性格又思想不稳定的人物，如：彼特洛斯或者德格拉里乌斯；他似乎又在暗示自己对卡斯塔里人的此类病症或者对病症缺乏抵抗力有着特殊警惕性和高度敏感性，也暗示他自第一次觉醒之后便对卡斯塔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危险始终高度关注，从未懈怠放松。与此同时，我们的多数同事却大都轻率地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和他的清醒勇敢相差甚远。我们揣测，在当时的当权者中，大部分人也已看出这类危险，却基本上置之度外，克乃西特的策略可称是不同凡响。他看清了这些问题，或者应当说他因为熟悉卡斯塔里的早期历史而把在危险中生活视作必然的奋斗。克乃西特因而肯定并且乐意面对这些危险，而他同时代的多数卡斯塔里人却宁肯只把自己的团体和团体内的生活视作一种恬静的田园生活。此外，克乃西特还在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著作中汲取了若干观念，如把教会视为一种战斗的社团，把虔诚视为斗争的主场。这位老人有一次说道：“不认识恶魔与鬼怪，不与它们进行持久的斗争，便不存在什么高尚和可敬的生活。”

在卡斯塔里高层人士之间很少有亲密的友谊关系，因而我们发现克乃西特任职最初几年里未与任何同事建立私人友谊时，丝毫也不觉奇怪。克乃西特极喜欢科普海姆的那位古代语言学家，对团体当局的领导成员们也深怀敬意，但在领导层的工作氛围里，几乎排斥了一切个人的以及私人的感情，一切务求不偏不袒，客观求实，以致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超越公务关系之上的亲密关系。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仍有一种友谊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涉及最高教育当局的档案都是不供借阅的秘密档案，因而我们仅能通过他偶尔与朋友们谈及这方面的内容的交谈中去进行推断。克乃西特担任大师初期，出席高层会议时似乎总持缄默态度，除非必须由他本人提出倡议之类时才开口说话。我们听说他很快就学会了高层领导的传统的交往语凋，掌握了那种优雅、机智和愉悦的态度，并熟练地运用于实际之中。众所周知，我们教会组织的头头们，各学科的大帅们，还有团体当局各部门的领导人相互来往时，无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正规场合的礼仪姿态。我们说不清这种情况始于何时，然而确已成了他们的习惯，尤其当他们彼此间争议越多或者涉及了重大问题，他们的礼数也越发严格越发周到，好像这是什么必得遵守的神秘游戏规则。我们揣测这种礼仪可能是与卡斯塔里其他传统功能一起传下来的重要功能，首先是它的安全阀作用：人们在讨论问题时运用超乎寻常的礼貌语气，不仅可使辩论人避免情绪冲动，有助十令人保持完美的态度，更可借以保护宗教团体和最高教育当局本身的尊严。用庆典的礼服，用神圣的面纱把他们遮掩起来的理由大概也就在此，尽管这种微妙的恭维艺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在克乃西特时代之前，他的前任托马斯·封·德·特拉维就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大师。不过，就这一艺术而言，克乃西特不能算是他的后继者，更不是他的仿效者，而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的信徒，他的礼数较少讥讽，更多的则是诙谐。但是，他也在自己的同事们之间被奉为精于礼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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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球游戏夜谈

小，说［t.xt［天堂｝

我们现在已抵达一个转折点，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因为它不仅占据着这位游戏大师的最后几年时光，而且还促使他决心离开自己的职位和游戏学园，跨进另一种生活领域，直至他死亡。尽管他始终以堪称楷模的诚实态度忠于职责，直到辞职的那一片刻；尽管他始终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爱戴和信任，直到告别的那一天，我们仍然放弃了继续叙述他任职的情况，因为我们已发现他内心厌倦这一职位，心灵深处转向了另一种目标。他为扩展公务可能达到的程度可称鞠躬尽瘁，他已跨过界限进入转身地点，他必须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离弃传统的。服从秩序的小径，踏上那条没有前人足迹和经验，更没有人引领的新路，他必须信赖那至高无上的、人类尚无法测度的力量。

他一旦自觉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便冷静而细心地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和改变这一处境的可能性进行了审察。他以不同寻常的年龄登上了职位顶峰，那是任何一位有才能有抱负的卡斯塔里人都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他获得这一高位，既非出于野心，也非出于努力，登上这一高位几乎是违反他本身意愿的强求；过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没有公务责任的自由研究生活，才是最适合他，这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愿望。他并不重视高位所能够带来的种种利益和权力，我们发现他似乎上任不久便厌倦了这类荣誉和特权，尤其是他始终把最高行政当局的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视为沉重负担；虽然他总是凭良心奉献精力，甚至连他的本职工作，连那项最独特的培训最优秀精英人才工作，虽然偶尔也曾让他感到喜悦，这批精英分子也对他十分钦佩，然而越到后来越使他感到负担多于快乐。真正让他获得喜悦和满足的倒是教书和教育，他还从中获得了这样一种经验：学生的年龄越小，他在教育中得到的快乐和成果也就越大，以致他常常怅然若失，因为本职工作输送给他的只有青年和成人，而没有少年和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