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