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卡洛斯是不是一位好大使，但他是一个好情人，这一点我倒是知道得很清楚！他把他的大使馆变成了莫斯科最快乐的地方。他非常进步，迫不得已，也没人去阻止他。他如此进步，去参加招待会时会开一辆日古利吉普车，还要挂上他那面像睡衣一样的小彩旗，而且不带司机，可是我却知道，他的车库里有一辆锃亮的黑色奔驰轿车，夜里我们就开那辆车到处跑，在我想兜兜风的时候。他把地下室改造成了舞厅。他从格鲁吉亚大街的外汇商店里买来无数的食品饮料、香烟和酒，经常举办疯狂的宴会。莫斯科的知识界人士都到过那里。贝拉。阿赫马杜琳娜阿赫马杜琳娜（1937— ），俄罗斯女诗人。就是在那儿对我说的，孩子，您美得无法形容。卡洛斯的舞跳得很好，可我跳得更好，而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我留在了他那里，而最后一批客人在天快亮时也散去了，警察挨个儿给他们敬礼。我是大使，——卡洛斯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一瓶莫斯科牌伏特加酒，对那位守卫宅子的民警说，——如果你不喝下这杯酒，我会生气的。——那位民警害怕惹友好国家的大使生气，就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我留在了他那里，原来，他做爱的功夫还要胜过跳舞。我们伴着古典音乐做爱，那一夜，他那张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就成了我们的床铺，桌子的远角堆着一小摞书本和纸张，其中含有那个香蕉共和国转眼即逝的秘密，但他并不是一个黑发男人，嘴上也没有那道能体现出粗鲁热情和虚伪誓言的黑色唇须。他那副南方人的外表已经被牛津的优雅所弱化、所驯服了，他在牛津读过书，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我遇到的并不是一个红极一时的暴发户。他用那贵族式的安静征服了我，我不信克休莎的话。

    克休莎一年之后回来了，假装是出差，为一个展览收集资料，她穿得那样的随意，那样的无可指责，甚至用不着去看一眼她的裙子、靴子、线衣和睡衣上的商标就可以断定，它们都属于最有名的时装，更不用说那辆人人都要跑过来围观的粉红色轿车了，但是，还没来得及从那辆车里钻出来，在长途旅行之后冲个澡，换身衣服，她就开始臭骂自己的丈夫了，捎带着还骂了那片梨园。我早就能弄懂她的意义，只要只言片语，只要一个暗示，甚至连一个字眼也不需要，此刻，只要看一眼她那张无可比拟的脸，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我没有说话。而在一通忙乎之后，在她总会给我送上的那些礼物之后，我俩终于躺了下来，我要求她做出解释。我想，难道克休莎真的脱胎换骨了吗？不，我对自己说，即使这样，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实际上，我会原谅她的一切，我不会和她吵架的，但是要知道，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原谅，要知道，我不止一次把她的举动与自己做比较，直到结婚前夕她都没对我透露她的举动，因此，我要求她做出解释，而她，打着哈欠说，去习惯好的东西并不难，小太阳，但是还必须去习惯，好的东西不再是好的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一切又全都从零开始，还会有损失。——这是什么，是怀旧吗？——我问道。她有气无力地表示了抗议。——可是你还说什么：损失……——唉，她说道，这事我们明天再谈，然后，她吻了吻我的鬓角，可是第二天，她却已经在由于另一个原因而发怒了：昨天夜里，她那辆粉红色轿车的雨刷被人给掰走了，轿车的前罩盖上写上了两个大大的字：“鸡巴”。她骂出了粗话，这我听得懂。在商店里，人们围着她嚷嚷。站在她身边，我也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她要通了打往枫丹白露的电话，长时间地和那位口腔科专家唠叨着。真是些奇奇怪怪的人，她说道。还没有出嫁，就想要孩子，就像在我们的中亚地区那样。颓废。而且，他又是那样一个爱吃醋的家伙！……等一等，——我说。——怎么！——克休莎挑衅地说。我什么也没说，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尽情狂欢，这已是第四个晚上来安东这里，克休莎发现，安东很像年轻时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这好吗，还是怎么着？——我问道，老实说，无论是年轻的托尔斯泰还是年老的托尔斯泰，我都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只知道那条模样特别的托尔斯泰街。——这要取决于心情，——克休莎说，——我是在巴黎和他认识的。——他在那里做什么？——经常操我。——我们驶出了莫斯科市界。——克休莎！——我激动起来。——我们在往哪儿开呀！——四周一片黑暗，但雪已经不再下了。

    在出城的检查站，交警拦住了我们。——你放心，——克休莎说道，把她那顶黑色的针织小帽往下拉了拉。克休莎摇下车窗，与那位交警亲热地交谈起来。她与他们关系很好，经常给他们送些一次性打火机、钥匙链、圆珠笔、香烟、瑞典避孕套、磁带、口香糖和带有裸体女人像的小年历片，——那些年历片让他们头脑发昏，——她很开心。她车上的杂物箱里满是这些珍贵的破烂。那位脸被冻成了棕红色的交警，姿势漂亮地敬了一个礼，让我们路上小心，随后一直拿眼睛盯着我们。我们继续往前开去，很快就开进了森林。——这在欧洲是不可能有的！——克休莎兴高采烈地说。然后，她沉默片刻，又添了一句：野蛮人……

    她是前后矛盾的，我的克休莎，无论是在这个晚上还是在后来。越往后，她越是前后矛盾。她在那边住得越久，她前后矛盾得就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