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这话也没有可说的。局长请我明天早上九点钟之后来，那时候，他当会和“照片中的这位男子”见过面，底下就由一个警察领我们去停尸所看尸首。

“她的打葬事情呢？”

“如果验明正身，你们承认是死者的朋友并且愿意负担丧葬费的话，你们将会得到批准。”

“我敢说达雷尔先生和我都愿意很快得到批准。”

“我完全理解。这可怜的女人遭遇太惨了，能够越早安息越好。你的话使我想起我这里有一张丧葬承办人的名片，他收费公道，而且办事利落。我将在上面写几个字，叫他办得更周到些。”

我有把握他在丧葬费用上会得到回扣，可是，我满口感谢他。在他竭力表现得必恭必敬，送我出门之后，我立刻就找到名片上的地址。丧葬承办人既活跃又一本正经。我挑了一口棺材，既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他主动提出替我向他熟识的一家花店订购两三只花圈——“免得先生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并且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他说——约好枢车于次日两点钟到达停尸所。他告诉我，对坟地用不着操心，一切他都会安排好的，又说“想来太太是新教徒吧”，所以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找一位牧师等在公墓那边，于下葬时为死者祈祷。所有这一大套使我不由得佩服他的办事能力。但是，由于我和他素不相识，而且是个外国人，如果请我肯惠然给他预先开一张支票，敢说我是不会介意的。他说出的数目比我指望的要大一点，显然是准备我还价；可是，我一声不嘀咕，掏出支票本来，开了一张支票给他；当时看得出他脸上显出诧异的样子，甚至于有点失望[注]。

我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又到警察局去。先在候见室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人请我到警察局长的房间去。我看见拉里，神情严肃而且不自如，就坐在我昨天坐的椅子上。局长兴高采烈地和我招呼，仿佛我是个多年失散的弟兄似的。

“很好，我亲爱的先生，你的朋友极其坦率地回答了我有责任问他的问题。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已经有一年零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他叙述了自己在上星期的行踪，以及那个女人房间里他那张照片的由来，讲得都非常令人满意。

照片是在迪纳尔拍的，有一天，他和那女人吃午饭时，刚好放在他口袋里。我从萨纳里收到的关于这位年轻人的情况报告非常之好，我而且，并不是我想卖弄，本来就善于识人；深信他不可能干下这种勾当。我而且不揣冒昧向他表示同情，一个童年的朋友，而且在一个健康和有种种教养的家庭长大的，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是，这就是人生。现在，亲爱的先生们，我的一个下属将陪二位上停尸所去，在你们证实死者之后，就没有你们的事了。去吃一顿好午饭吧。我这里有一张土伦最好餐馆的卡片，只消我在上面写几字，餐馆老板就会尽力招待。经过这番折腾之后，来一瓶好酒对你们两位都有益处。”

他这时的的确确充满善意了。我们跟随一个警察走到停尸所。这地方的生意并不兴隆。只有一张板上停了一具尸体。我们向着尸首走去，看守人把头部的遮布揭开。那形象很不好看。海水已经把烫弯曲的银灰色染发泡直，而且湿儒慌地粘在颅骨上。脸肿得厉害，看上去使人毛骨悚然，但是，毫无疑问，是索菲。看守人把遮布又拉下一点，给我们看了那道一直割到两边耳朵下面的骇人刀痕；对我们两个来说，还是不看见的好。

我们回到局里。局长没有空见客，我们只好把应当说的话告诉一个助理。他丢下我们，不久就拿了证件出来哦们带了证件去交给丧葬承办人。

“现在去喝杯酒吧，”我说。

拉里从我们离开警察局上停尸所，除掉从停尸所回来时声称他认出尸身是索菲?麦唐纳外，一句话也不说。我领他上码头那边，和他坐在从前和索菲坐的那家咖啡馆里。外面正吹着一股强烈的北风，平时波平如镜的海港到处点缀着白浪花。渔船轻轻摇曳着。阳光朗照；和每次刮北风时一样，眼中望去的任何物体都异常清晰耀眼，就好象从望远镜中特别对准了物体眺望，给人以一种震撼心弦和生命在颤栗的印象。我喝了一杯白兰地苏打，但拉里始终没有碰我给他叫的一杯。他郁然坐着，一声不响，我也不打搅他。

过了一会，我看看表。

“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我说。“我们两点钟要到停尸所。”

“我饿了，我没有吃早饭。”

我根据警察局长的外貌断定他是懂得吃好菜的，所以把拉里带到局长告诉我的那家饭店。我知道拉里很少吃肉，所以叫了摊鸡蛋和煎龙虾，然后把酒单要来，仍旧遵照局长的话，挑了一瓶葡萄酒。酒送来时，我给拉里倒了一杯。

“你还是喝下这劳什子，”我说。“它可能给你提示一个话题。”

他乖乖地遵照我的话喝了。

“西里?甘乃夏常说沉默也是谈话，”他咕哝着说。

“这使人想起剑桥大学那些冬烘先生一次欢快的聚会。”

“恐怕你得单独负担这笔丧葬费呢，”他说。“我没有钱了。”

“我完全愿意，”我回答。接着，他这句话的含义触起我。“你难道真的做了不成？”

他有半晌没有作声。我注意到他眼睛里那种诡诈神情。

“你没有把你的钱送掉吧？”

“除掉等我的船开到之前必要的用度外，全送掉了。”

“什么船？”

“我在萨纳里住的房子的邻舍负责一家货轮在马赛的办事处，货轮的航线往返于近东和纽约之间。他们从亚历山大城打电报给他，说一条开往马赛的船有两个水手生病，在亚历山大城上了岸，叫他找两个替工。他是我的好朋友，答应把我弄上船。我把自己的旧雪铁龙送给他做纪念。上船之后，我除掉身上的衣服和一个手提包的东西外，便别无长物了。”